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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六四”定性“一个字都不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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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庆典后,习近平与前总理李鹏握手(美联社

“李鹏终于死了”的消息被中共政权高调对外证实后,劣评如潮是事前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新闻网竟然也会在第一时间赶发出对李鹏的劣评文章,令人多少会感觉出些许意外。

多维新闻网赶在李鹏死讯被中共官方证实的当天迅即刊登出的《六四强硬派李鹏逝世三大争议亟待盖棺论定》一文的开篇就是对李鹏的总结性否定,说“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李鹏所表现出的能力并没有匹配历史赋予他的职位与使命,他在六四中的强硬态度,简单粗暴,在电力系统中任人唯亲,以及治家不严、缺乏能力等,都注定他难以承担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大时代的转型期,于总理任上所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在他离开政坛之后,所出版的多本《李鹏日记》留下对六四、三峡等事件上‘推卸责任’的痕迹,这也不是一个合格政治家的历史觉悟与表现。”

接下来,多维新闻网的这篇文章以《强硬解决六四激化矛盾难辞其咎》为小标题引出对李鹏的如下批判内容:“世人对于李鹏最大的争议,离不开六四。翻看当时那段带血的历史,尽管今天对于当时学生运动是否过于激进、中国政府控制局面的做法是否完全错误存在诸多争议,但是李鹏作为时任的中国国务院总理,他在整个六四过程中表现出的强硬态度,激化了学生和政府的矛盾。尽管在7月23日中共官方给予的讣告中说‘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支持下,李鹏同志旗帜鲜明,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道,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稳定了国内局势,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六四的定性仍然是“反革命暴乱’,但是人心所向,李鹏在六四中的争议角色还需重新探讨。1989年5月19日,在六四事件前夕,李鹏在电视上发表措词强硬的‘五?一九讲话’,引起首都大学生不满,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示威的大学生表示了更加强烈的抗议。5月20日,李鹏以总理身份签署国务院令,决定自5月20日起在北京部分地区戒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其回忆录《改革历程》中评价李鹏是‘死硬分子’,称李鹏在‘六?四事件’时极力主张武力镇压。在学潮中为了自己的四二六社论不被否定而使本可和平解决的学潮不得不暴力收场。《改革历程》中记载:‘(邓小平)在听了李鹏等人的汇报之后,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加以解决。’赵回忆录中直言李鹏及其手下‘阻挠、抗拒和破坏’赵紫阳化解对峙紧张的努力。可以说,在‘六四’那样一个关键时刻,李鹏过于强硬的态度,让一场本可以避免的流血冲突走向了不可挽回的局面。正是因为李鹏在六四问题上缺乏历史责任感的表现,使得1993年李鹏连任国务院总理时有210张反对票,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实属少有,体现了中国的民意。而在他离开政坛之后,没有对自己的行为反思,反而还写成三十万字的《关键时刻:李鹏六四日记》,内中披露了不少内幕,就包括将自己在六四中的责任全部推卸,称邓小平当时已指示要有准备可能出现流血事件。李鹏自己亦已作最坏打算,准备好牺牲自己及家人的性命,阻止示威失控,变成好像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悲剧。而且李鹏在日记中提到,是邓小平决定派军队进入北京及实施戒严的,除了赵紫阳,所有人都支持邓小平的决定。更是将六四争议最大的地方——解放军进城开枪,完全推卸给了邓小平以及当时的中共领导层。随着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进程,在中国民间和学界,对于六四的反思愈加深刻。如果让当时学生的抗议运动不断持续下去,对中国是否是一件好事?在今天看来,当时邓小平和中共决策层,让学生运动暂停,将国家的精力重新聚焦在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决定。但是最后通过暴力镇压的手段,流血的方式解决这一切,是一个双输的局面。李鹏作为‘强硬派’在其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显然激化了矛盾。所以在六四流血问题上,李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可以说,多维如上文章内容是站在“拥共“立场上的对李鹏的全面否定,而在仍然是中共专制和独裁统治之下的中国大陆,从如此角度反思“六四”和评价李鹏无疑是认同度最高,无论是在中共党内还是民间学界。

笔者在网上花时间对比了一下,总部在北京的北美多维新闻网是围绕李鹏之死把文章做得最足,内容最充分的一家。难得的是,多维新闻网上围绕李鹏之死所做系列文章中,对他李鹏从否定角度“盖棺论定“的占多数。比如标题为《政治风波中的李鹏讣告称“旗帜鲜明”待商榷》一文的观点也是比较鲜明,直言“从官方讣告盖棺论定的态度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对于李鹏在六四中的政治站位,仍然持高度肯定的态度。不过在中国民间却有着不同的声音,‘六四事件’最后以流血的悲剧结局收场,态度强硬无意让步的李鹏被很多人认为需要承担主要责任,长期遭受指责与批判。“

该文章较为公允和客观地分析说:“1989年的政治运动,存在很多未知和谜题,也留下了很多争议。其影响如此之大,中共官方确实有必要做出一定程度的公开与澄清。另一方面,不论对错功过如何,李鹏等当时的主要领导人都承担着应对局势的重要责任。即使外界因为没有身处事件中心而难有公允评论,中共党内应该也会记录并知晓相关内情。1993年李鹏连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时得到多达210张反对票,显示中国政界既有对中央决定的支持,也有存在对李鹏相当程度的不满……。其实,不论是‘六四事件’围观者,还是曾经参加过示威运动的学生,很多人都认为长时间占据广场的做法难以为继而且并不合适,当时邓小平等高层决定让运动暂停符合全局利益。不过在具体执行层面出现了流血伤亡的后果,则是应该努力避免的。李鹏作为‘强硬派’在其中起到过一定的作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鹏死讯被中共高调对外宣布的次日,我们自由亚洲电台和网站刊播了《李鹏病逝官民立场两极化》的报道文章,说的是背负“六四”镇压骂名的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鹏病逝后,本周三(24日),中共官方各大主要报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及《新华每日电讯》均在头版刊发中共中央、国务院等机关发出的讣闻。在讣闻中,当局对李鹏给予高度评价,除形容李鹏是“优秀党员、卓越领导人”,还用“革命、战斗、光辉”等字眼来形容他的一生。网民周二傍晚得知李鹏去世的消息后,不少人在他去世的新闻下按赞,甚至贴出暗讽李鹏的影片和有李鹏题字的图片。

该报道在“他能做到全民痛恨也很不容易的”小标题之下引述曾参与八九学运的贵州大学毕业生钟先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时说内容:“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能做到全民痛恨,那也很不容易的。李鹏这个人,有人总结了这几个字:三峡、广场、李鹏。当然他因为八九年镇压学生,还有力主三峡大坝工程上马,我想这两件事,让他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钟先生的说法应该就是在中国大陆民间和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民间和学者中对李鹏之死发出肺腑之怀念和实心实意的高度评价者当然也有,正如老北京话里所说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嗑瓜子都能嗑出臭虫来”。中共自己的媒体没有统一发声,但却被外界媒体捅了出来的李鹏家中设灵堂的消息内容中不但提到了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也去了李鹏家中的私设灵堂,并代表自己的母亲齐心签到,也提及了三十年前曾是整个中国大陆学界唯一个为“六四”镇压之”英明正确“和”必要及时“而公开站台的”民间学者“何新除到李家私设灵堂献花拜祭,并留下了以“若非当日担当,何有今日太平?”为主题的祭文。

多维新闻社的相关报道中说:李鹏对何新有知遇之恩,何新祭文称“我心之痛,非可名状”。“被历史误解,被国际污名,被小人践踏,忍辱负重,大智若愚。夙夜在公,克己奉公,何期历史必得公正?”

三十年前的何新公开力挺“六四“镇压使自己成为”唯一“,三十年后又趁机让自己再次”唯一“的一次。无论是中国大陆官方和民间还是海外中西方媒体,均未有报道除何新之外的哪个民间或学者人士公开为李鹏之死表示沉痛悼念的消息。

上网查看一下就不难发现,连中国大陆上的几家较有名气的左派网站都对李鹏之死不屑置评。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李鹏盖棺习近平论定:六四镇压无比正确》的最后引述了刘青先生的话:中共高层全知道六四是犯罪,都想淡化这件事。但是习近平不想淡化,他要把反革命定性再次重新提出,其重要目的就是震慑大陆社会,为今后出现这种苗头就镇压制造借口。”

提醒我们的读者注意,从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之后,中共政权在淡化“八九风波“的过程中一直再不强调李鹏当时代表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得出的”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说法,原因之一就是“反革命”三个字已经从中共宪法和刑法等所有子法中消失了。

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反革命的原意为反对革命,原来“反革命”与“革命”一样同属于中性词(因为革命不一定是对的,反对革命亦不一定是错的)。在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前,反革命属于刑法规定的罪名之一。后来,随着政权稳固、社会发展,革命一词因为不符合国情(建国数十年,已不适合再称为革命),所以在刑法中取消了该罪名,并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取而代之。

从这个角度分析,即使如今的习近平无论是基于对未来一天也会在香港发动“平息暴乱”的军事戒严行动的舆论准备,还是基于对内必须永远不放弃对“群体性事件”采取武力镇压手段的考量,也完全可以在李鹏终于死了之后在给他的身后评价中把“平息反革命暴乱”七个字简省为“平息暴乱”,或者改成“平息反政府暴乱”什么的。但为什么不呢?

笔者不能凭此断言今后的习近平还会把“反革命罪”也恢复进下一版本的“习氏宪法”及随之再次修订的相关子法,但此细节足以证明关于习近平已经有过关于三十年前对“六四”事件的定性无比英明正确,“一个字都不能改”之“最高指示”的传闻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夜话中南海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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