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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楚将军说“建军节”:南昌暴动打着国民党人旗号 逃跑时军纪败坏

当“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政权名称及人事公布后,我觉得,国共既已分家,为什么还要国民党这块招牌?没有鲜明的旗帜,何以发动群众?邓演达等国民党员,事前既不在场,事后又未征得他们同意,现竟假借他们名义以作号召,似非革命政府所宜。同时,张发奎全体委员之中实际只有国民党员张曙时一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张发奎等国民党人,中共末征求他们同意,假借名义,以为号召,张发奎且已成为对立者。叛军逃跑时沿途放冷枪、拉夫、捉牲口,闹得民众鸡犬不宁,纷纷逃避。

第二章参加“八一”南昌暴动

我们奉到开赴南昌集中的命令前后,党的组织并没有将今后的行动决策通知我们,但在传闻中已略知一二,党拟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合作,打回广东去,建立以广东为根据地的革命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

当时第二方面军所属部队,已陆续开赴九江、南昌集中,我们这一个团是最后离开武汉的。我们分乘三艘小轮船由长江水路顺流东下。时值夏秋之交,水涨流急,两岸青山,瞬息万变,使我惆怅的心情为之豁然开朗。但愿前途能像这只小轮一样,乘风破浪,共济时艰,则今日一时的挫折又何足介意。

七月廿九日黄昏时,抵达九江,是晚即在九江市区宿营。翌日早晨,我见到九江市面到处都有欢迎汪精卫的标语,这位为我素所景仰的革命领袖,在往日一闻其名,便感无限兴奋,但今天对他却感到失望和悲哀了。

张发奎将军平生是信赖汪精卫先生的,今汪既来,张今后继续与中共合作的可能性就更少了,中共这一个革命阵营的实力,究竟有多少?成为一个疑问。为此,我便急着要迅速离开九江,以免发生意外。

当我正在彷徨的时候,二十军贺龙部的副官奉贺军长之命特来通知我:现已有火车一列,专为你们而来,请立即起程。我闻讯之下,不禁喜出望外,乃率部迅速上车,火车即在下午三时由九江开出,当我们到达南昌车站时,即有传达人员连络,并带我们开赴新营房,与二十四师教导团同驻在该营之内(今日中共第二领袖林彪,就是当日教导团的一个排长)。

卅一日晚上十时,“总指挥部”送我一份最机密的紧急作战命令,大意为:

“我军以解决南昌敌军为目的,决于明(一日)二时开始向城内外所有敌军进攻,一举而歼灭之。

该部农军于攻击开始前,应即完成新营房驻区之防御部署,并相机增援二十四师教导团对新营房南端敌军之攻击任务。”

我接到这个以总指挥贺龙、副总指挥叶挺署名发出的命令后,立即与二十四师教导团团长洽商连络计划。并于零时三十分,秘密的完成了一切准备工作。秋初的深夜,晚风吹在身上有无限的凉意,我们为这一紧急任务所激动,热情像火一般的燃烧,个个磨拳擦掌,准备迎接这一场残酷的厮杀。

我们驻地附近,驻有国军王均师的一个营,这一个营,就是我们奉命围攻将之缴械的对象。我们虽同驻在新营房兵舍,但各由不同大门进出,大门的方向,一个在南,一个在北,操场中间隔了一道短墙;新营房的地区很大,每座兵房都有足够集合的广场。因此,我们与敌军的距离相隔只有一百公尺,而且有这一道短墙遮住了彼此的视线。我们在行动时极之谨慎,命令和指示都以耳语传达;集合时蹑手蹑脚,不准有过大声响;装子弹上刺刀也生暗中进行,恐怕给国军发觉而有所准备。

八月一日晨二时,城内城外的枪声都响起来了。接着,连续的重机关枪,冲锋叫杀声,冲破了宁静的黑夜,激起了轩然的巨浪,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一”南昌暴动便开始了。

我们农军所担任的任务:守备新营房及协助二十四师教导团解决新营房敌军的一个营。

二时三十分左右,负责冲锋的教导团一营,仅以两响驳壳手枪,便解决了敌军的卫兵,很快的就冲进了兵房,由于敌军营长事前毫无戒备,全营官兵都从梦中惊醒,吓得惊惶失措。我军一面控制了敌军的武器,一面命令敌军全部官兵到操场中集合,经过搜身检查,便一批一批的押送着进入我们所驻营房的操场。被俘的敌军官兵,垂头丧气,满面惊慌,有些惊恐至连衣服的钮扣都扣不上,在晨风中颤栗,他们的武器像木柴一般,一捆捆的有我们的战士兴高采烈地协助着教导团士兵抬进营房。

这时还不到四点钟,全面战斗尚未结束,不时还有疎疎落落的枪声传来,为了防备敌军的反攻,我率领的农军,专负责营房周围的警戒任务。

天亮之后,市区已无枪声,我们这一个战斗单位所派出的人员,很快便和“总指挥部”(设于江西大旅店)及参谋团取得连络。他们接到报告后,非常高兴。因为在这次南昌暴动的整个战斗中,解决敌人最快,而自己并无伤亡的,只有教导团和我们这一个单位。九时左右,郊区的枪声也听不到了。驻在南昌城内外的国军部队,大部份已被缴械,一部份则突围向西北逃窜。“八一”这次南昌暴动便顺利成功了。

上午十一时,南昌全市已经解禁,只是交通要道仍布有哨岗。我特地到市区去巡视,整个南昌市面,冷冷清清的像一个死城,全市商店住宅都关门闭户,街上除了少数军人在巡逻之外,看不到一个老百姓。

十二时后,在小街中的几间小饭馆才敢开门营业。那些饿了一个上午的穷苦市民和苦力,陆续到饭馆吃饭,他们都显得很不自然,胆怯的神情溢于形表。也不敢向饭馆中的军人打探消息,更不知道夜来的战斗究竟是干什么的。

下午二时左右,挑着蔬菜食物的农民,三三两两的入市了,这时,总政治部才派出宣传队沿街的拍着商店的铺门,叫商人开门做生意。南昌全市这才逐渐的复苏过来。

好奇的市民们,来往街上,以欣赏戏剧似的心情,观看贴满了墙上的红绿标语;以惊奇的眼光围观“中国革命委员会”的安民布告。

在这次暴动中,有一个好现象,就是从开始以迄终止,都没有乘机劫掠的事情发生。市面秩序,仍很安定。市民除了遭到战斗时炮火声的惊骇外,并没有其他的任何影响。一夜之间政权的变换,似是一场戏剧的演出。

“八一”暴动因为事前极瑞秘密,没有一个工农民众预知其事,事后也没有召开过民众大会,告诉人民这次暴动的意义,以扩大政治宣传影响。连队也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政治工作,军队中的初级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这次暴动的目的。至于市民则更不了解其中真相了。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当天正式宣布成立。以谭平山为主席,张国焘、林祖涵、李立三、周恩来、朱德、张曙时、郭沬若、彭湃、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张发奎等为委员,吴玉章为秘书长。参谋团主任周恩来,刘伯承为参谋长。内设:党务委员会:主任张曙时(国民党)、工农委员会:主任张国焘、财务委员会:主任林祖涵、宣传委员会:主任恽代英、政治保卫局:局长李立三、总政洽部:主任郭沬若。贺龙为前敌总指挥,叶挺为副总指挥。并公布政治主张:打到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行土地革命,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土地。建立乡村工农政权。巩固革命阵线,保证人民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等等。

当“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的政权名称及人事公布后,我觉得,国共既已分家,为什么还要国民党这块招牌?没有鲜明的旗帜,何以发动群众?

邓演达等国民党员,事前既不在场,事后又未征得他们同意,现竟假借他们名义以作号召,似非革命政府所宜。同时,张发奎全体委员之中实际只有国民党员张曙时一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张发奎等国民党人,中共末征求他们同意,假借名义,以为号召,张发奎且已成为对立者。和我们已成对立,更不宜强将其人加入,这会给人一种自暴弱点的观感。这种种疑问和感想非我个人为然,当时一般同志都有同感。

参加南昌暴动的军队,计有:第四军第十师师长蔡廷楷、第廿四师师长叶挺(有步兵三团,教导团一团)、廿五师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第二十军军长贺龙、辖第一师师长贺敬斋(两个团)、第二师师长陈志远(两个团)、第三师师长周逸群(一个团),另外新成立的第九军军长朱德(人数不足一个团),连同广东工农军五百六十人,总共兵力约二万多人。武器装备:约有步枪一万三千枝,重机关枪四十挺(德造及俄造两种),八一迫击炮十门。在数量上不算少,但第十师蔡廷楷部不可靠,因为他是被迫参加的(后来由南昌出发当天,在江西进贤县就反水了)。

当时形势:北面有总指挥张发奎宣布进剿叛军,率部沿南浔向南昌进逼;西南方面有朱培德军在吉安、樟树镇集中,亦准备向南昌进攻;南京及武汉的国军亦可能很快的加入作战。似此情形,南昌实不能久据。下一步骤,至堪忧虑。我是中级干部,无权过问,亦无参加决策会议资格,惟有天天跑去找彭湃、贺昌(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委)、恽代英等查询消息。据他们说:贺龙及一部份同志主张集中兵力攻樟树镇、吉安,消灭朱培德军,再向湘东前进,与毛泽东、余洒度(湖南工农武装领导人)会合,占领湖南为根据地。但周恩来、彭湃、谭平山等却极力主张占据广东东江、潮州,伺机进取广州;因该地区既有极好的民众基础,又有汕头海口,可取得苏联的接济。现已决定向广东进军了。

我又问他们:国共分家后,在武汉时期,党不是要与张发奎合作打回广东去吗?而张发奎将军在汪精卫宣布国共和平分家后,不但不将我们党内的同志“清除”,反而收容被国民党驱逐出来的党员同志,他这种做法,显然有诚意和我们合作,党为什么不积极争取他,反而煽动他的部队造他的反?这不是孤立自己,多树敌人吗?然而他们给我的答复,只是长吁一叹,说道:“事成过去,不必再提了”。

我想起在武汉时流行的那一段传说:“蒋介石屠杀共产党,朱培德遣送共产党,张发奎收容共产党”。现在看到对与产党最好的张发奎将军,竟首先蒙受其害,不禁令人唏嘘叹惜!

八月三日,我们奉命在工农军内挑选五十名比较优秀的青年官兵,另行分配工作,其余缩编为教导团第二营,派张俊为营长(张是黄埔军校学生)。我改任本营政治指导员。这种变动,对我来说绝无问题,但官兵的情绪又受到一次打击。他们认为中共负责人不信任我们,只信任黄埔学生,尤其是有六位未分配工作的官佐,他们携着一枝步枪,仍跟随着营部行动,常常口出怨言:“革命?原来是革自己的命!”我花了很多时间向他们解释和开导,将这六个无职的官佐分配到征发队工作,才将这种怨忿的情绪安定下来。

八月五日,我们奉命出发,开始向广东进军,次日到达抚州(临川)。休息了一天,我们这个刚改编的营队,又奉命再改编为第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第三营(第六团团长是黄埔生傅维钰)。我们这个营自南昌出发以来,一直都随着革命委员会行动,担任警卫工作。现在竟改编于二十军部队之下,二十军军纪败坏,它先我们征发队:隶属于政治部,行军时担任征集粮食供应部队工作。出发,沿途放冷枪、拉夫、捉牲口,闹得民众鸡犬不宁,纷纷逃避。自命是革命军的二十军竟如军阀部队一般,令人冷齿。而我们现在归它统辖,人人心内都不以为然。我们途经宜黄到广昌,驻扎一天,武汉政府所发出的国库券又不通用,士气更为低落。随之改发银洋,军队纪律才可维持,士气才较为振奋一点。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东方白 来源:龚楚将军回忆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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