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一八九三－一九八一）的父亲是中国的暴发户，史沫特莱（一八九二－一九五零）的父亲是美国矿工。表面上，她们的区别很大，但实质上，她们却大同小异，都属反传统反道德的红色女性。
红色轨迹
史沫特莱自己的婚姻破裂后到纽约结识印度共党领导人恰托，成为其情妇。与孙中山不同的是恰托没有因为新欢而抛弃妻子。宋庆龄与史沫特莱都涉足他人的婚姻，都是二奶的先行者。与此同时，她们也都是红色恐怖主义的帮凶。
一九一八年史沫特莱被控违反间谍法，入狱六个月。虽然罪证确凿，她却声称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所以，曾同情她，试图为她写传来证明她的名誉的Ruth Price最后在大量的事实面前认清史沫特莱的丑恶面目后表示，这个时候史沫特莱“已经成为欺骗高手”。
二十七、八岁时，史沫特莱跟着情夫移居柏林。在那里她结识共产国际成员德国人Willi Muenzenberg和他的战友Jakob Mirov-Abramov。后者的官方身份是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工作人员，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欧洲区头目，后来还成为苏联军事情报组织的重要人物。这两人与史沫特莱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密切相关。
一九二一年，史沫特莱就到过莫斯科。二八年，史沫特莱再次去苏联，并从那儿与一位小秘兼情夫进入中国。宋庆龄则在国民党清党剿共后，与曾代孙中山与苏共联络的陈友仁一起站在了共产党一边，并于二七年八月共同前往苏联，受到苏共厚待。在南京政府因苏联支持共产党在南昌等地的武装暴动而与其断交时，宋庆龄又与陈友仁等一起在莫斯科谴责中国政府。在莫斯科，宋庆龄与史沫特莱第一次相见。
二八年三月，宋庆龄从苏联到柏林，陈友仁则去了法国。他们本来分别是鳏夫寡妇，又成双结队，以致外界误传他们象蒋介石和宋美龄一样结婚。历史证明宋庆龄需要孙中山遗孀的名义，以便为共产国际效劳，因此他们当时用分离来辟谣。
二九年春天，在南京紫金山修成耗资巨大、历时三年的中山陵。南京政府为孙中山举行国葬仪式。宋庆龄回国出席国葬，史沫特莱则前去报道葬礼。
应共产国际操纵的“国际反帝大同盟”之请，宋庆龄又发表对国民政府的谴责。宋庆龄宣称：“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挑起对俄国的战争。”宋庆龄已堕落为共产党的工具，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否则，她就会认识到背信弃义的首先是共产党，而国民党只是被迫反抗。好在宋庆龄的赤色宣言没有得到多大反响，于是，宋庆龄又离开中国，一直到三一年宋庆龄才以奔母丧为由，回国协助史沫特莱们执行共产国际赤化中国的任务。
在宋庆龄年谱中从二九年她离开中国到三一年回国基本是空白，念及廖承志表示宋庆龄在地下工作中训练有素，因此，我想宋庆龄可能在这段时间里曾接受过秘密培训。毕竟宋庆龄是共产国际的间谍已经被苏联解体后公布的秘密档案证实。
宋庆龄身为孙中山的遗孀在中华民国位高名重，本来可以为在中国实现孙中山治国理念而奋斗。可是她却鬼迷心窍，沦为共产国际间谍，为共产国际颠覆奉孙中山为国父的中华民国发挥了无人能够替代的作用。
在戴季陶、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要人相继认清共产党的危害后，国民党不再是共产国际成员的保护伞，国际共运在中国的势力也象在德国一样遭到毁灭性打击。
宋庆龄几乎从回到上海的第一天起就设法营救两位持有瑞士护照的共产国际间谍“牛兰夫妇”。共产国际为了与国民政府的司法部门唱对台戏专门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九三三年初，上海的盟员发展到三十一人，其中包括鲁迅。宋庆龄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史沫特莱为英文秘书。史沫特莱便以此名义联络国内外的红色势力包括反对暴力革命的肖伯纳等国际名人制造舆论，混淆视听。被捕的数位地下共产党员比如丁玲等都因此被释放并潜入苏区。
关系破裂
一九三六年九月，史沫特莱在宋庆龄介绍给张学良做副官的共产国际成员刘鼎的安排下去西安，住进临潼华清池温泉招待所，在蒋介石来到前，搬进西京招待所。
就是说，史沫特莱成为共产国际策划多时的“西安事变”的参与者。“西安事变”是共产党咸鱼翻身，颠覆中华民国的关键一步。周恩来到西安后，很快与史沫特莱取得联系。
史沫特莱在完成了“西安事变”的红色宣传任务后，得到去延安的邀请。可是她在“西安事变”中的活动却促使宋庆龄留下了一封把她们自己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密信。
三七年一月，宋庆龄从上海写信向在莫斯科的王明告已潜入延安的史沫特莱的密状。此信证明他们三人都接受共产国际领导。这封告状信已于七十年后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一九三一—一九三七）》第十五卷发表。
这封信透露了宋庆龄滥用其身份，秘密违反家规国法，象史沫特莱一样为共产国际工作，从中也可以看到史沫特莱不是宋庆龄的洋秘书，因此，有必要在此照登宋庆龄的秘函。
亲爱的同志：
我必须向您报告以下情况，这些情况有可能威胁我的工作和损害我将来在中国可能与之有联系的任何运动。我提出这些情况供您研究，希望您能着眼于业已发生的情况，给我提供关于今后行为方式的建议。
一段时间以前，作为对毛泽东同志请求帮助提供资金的来信的答复，我在三个月前给他寄去了一笔款项，此事在这里只有一个人知道，他起了联络人作用，通过他，我收到了来信和转寄了钱款。
几周前，宋子文得到释放蒋介石的保证从西安回来后，想与我见面。他对我说，蒋介石获释有一些明确的条件，这些条件经商定是严格保密的，并且蒋介石在过一段时间是要履行的。但是他说，共产党人出乎意料地通过西安电台公布了这些条件，而其英译稿也经史沫特莱报道出去了。史沫特莱小姐以自己的名义公开证实了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并补充说，周恩来同蒋介石、宋子文进行了谈判，等等。宋子文说，我们说好了，所有这些事情要绝对保密。
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违背诺言和缺乏诚信”非常恼火，决定不再受这些诺言的约束，也不履行任何条件。他对宋子文说，别指望同这些人合作，“他们没有起码的诚实”等等。这使宋子文极为不安，因为他知道不可能再保持其《西安协议》保证人的地位。
我自然为我们的同志们辩护，我说，这种背信弃义的事应该是杨虎城干的，还说，无论如何史沫特莱不是在为共产党做工作，而是一个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派作家和新闻记者。当时宋子文问我：“要是我告诉您，周恩来曾告诉我，不久前您给他们寄去了5万美元，您还会否认您的同志出卖了您吗？并且他还对我们两个人（我和宋美龄）说，我们可以通过您同红军的代表取得联系。”
至于史沫特莱小姐，我想说，她不顾不止一次的指示，继续保持着不好的关系，向他们提供资助，然后就要求党来补偿那些由她提议花费的款项。实际上这里的人认为她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她把《工人通讯》的出版者、工会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许多人带到同情我们的外国人的一个住所，结果这个用于重要目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坏。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
我转达了您把她孤立起来的指示，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同志让她在西安工作，给我们造成了麻烦和困难。或许他们认为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忠实您的宋庆龄（亲笔签字）
1937年1月26日于上海
宋子文与宋美龄最迟在“西安事变”之后就从周恩来处获知他们的姐姐秘通共匪，这在当时是杀头之罪，但是他们纵容了宋庆龄的谎言和违法行为。为此他们付出了从四九年起就丧失家园故国，祖坟被挖，流亡至死等的代价。善恶必报，纵容邪恶也要遭报。
（2010/0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