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从其与读书人的关系便可窥见全豹。建国之后，让毛泽东最头痛的，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几百万知识分子。延安整风运动的巨大成功，让毛泽东总结出一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攻心之术。于是，整个五十年代，针对知识分子的，不是某个特定的政治运动，而是一连串排山倒海、接踵而来的运动组合拳。
@正牌瞎溜达：这是1937年6月在延安，正在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送的咖啡，和老总一道和她谈话。
曾彦修：到了整风运动，1940年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整风前延安就已完全沉寂下来了。什么演戏、歌咏、贴标语、贴墙报，1938年后这些事儿已经没有了，大家都是进步青年贴它干什么？有些青年开始苦恼，这样下去，好像与原来的意气风发，1937年、1938年初到延安的想法不太一样。
蔡大成：在张思德烧炭的地方有两个新打的窑洞作纪念室，旁边就是塌陷的烧炭窑，竖着纪念碑，我们都举手宣了誓。放眼望去，山沟里遍开着疑似罂粟的粉色花，是不是退化了的野生罂粟？村里上点岁数的老乡几乎都见过大烟，更有甚者，竟敢说刘志丹的陕北红军也是双枪。
我父亲曾任120师摄影科长，有一次对我说漏过嘴，说他们120师种过××。这些年看了馆藏《谢觉哉日记》、《霍维德传》、老毛子写的《延安日记》以及陕甘宁边区财政史料，才确认陕北贫瘠的常规资源根本养活不了大规模的外来人口，正是延安大生产时期所种的“特货”挽救了边区财政。这一史实终于在2013年第8期的《炎黄春秋》上被披露了，尽管招来一片骂声。（我为何要把近四年的生命放在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