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一代的政治人格史：从“没有规则”到权力、知识与意义世界的断裂
政治学者任剑涛曾谈到中国政治精英的代际更替，并用“没规则”“谁也不服谁”这样的表达来概括红卫兵、红小兵一代的某些政治性格。多年以后，这几句话仍然被不断引用，并不只是因为它们尖锐，而是因为它们触及了一个比个人品德更深的问题：一个人在少年和青年时期经历过什么样的政治环境，会怎样影响他后来理解权力、规则、知识、道德和社会？
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社会学问题。
人在成长过程中，并不只是学习知识，也在学习社会究竟是怎样运行的。他会从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和政治环境中慢慢形成一些最基本的判断：什么样的权威值得服从，规则到底有没有力量，什么叫正义，竞争应该怎样进行，冲突如何解决，一个人怎样才能获得安全，以及在极端情况下暴力是否可以被正当化。
这些认识一旦在人格形成期建立，往往不会因为后来换了职业、获得学历、进入现代城市生活就自动消失。
从这个角度观察194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出生的一批中国人，会发现他们经历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处境：他们恰好在人格、知识和价值观逐渐定型的年龄，遭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剧烈的一次政治动员、秩序崩溃和价值翻转。
他们后来进入改革开放时代，有人成为官员，有人成为企业家，有人成为教授、记者、作家和技术专家，其中一些人最终进入国家最高权力中心。但是，一个人在十五岁时形成的关于世界运行方式的直觉，并不会因为他五十岁时坐进会议室而自动消失。所以与其简单谈论“文革一代是不是不讲规则”，不如把问题放到更大的历史框架中：文革究竟塑造了怎样的政治人格？
一、政治人格不是天生的，它是时代教出来的
所谓“政治人格”，并不是指一个人属于哪种人格类型，也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性格分类，而是指一个人如何理解权威、制度、敌我、竞争、忠诚、暴力和公共生活。一个人在和平、稳定、程序化的社会中成长，与在革命、斗争和高度政治化环境中成长，得到的政治教育必然不同。
在一个制度相对稳定的社会中，年轻人会逐渐理解：职位属于制度，不属于个人；规则不能因为某个领导不高兴就随意改变；即使彼此有严重分歧，也需要通过程序解决；政治竞争并不意味着彻底消灭对方。但文革时期的年轻人看到的却是另一套现实。昨天还是校长、教授、书记和干部的人，今天可能成为被批斗对象；昨天要求尊师重教，今天却可以把老师揪上台；昨天必须执行的组织纪律，今天可能因为路线发生变化而被宣布为错误；一个人的政治地位甚至人身安全，可以在极短时间内随着政治风向发生巨大变化。
这一代人在现实中学到的第一课可能是：制度并不一定可靠。更准确地说，是制度未必拥有最终解释权，真正决定命运的，可能是更高层次的政治权力。
二、文革真正摧毁的，是对“非人格化规则”的信任
理解文革政治人格，最重要的一点，也许并不是“破坏规则”，而是“规则为什么值得相信”。
现代法治的核心，并不只是社会上存在很多法律条文。真正重要的是，人们相信存在某些不由具体掌权者随意改变的东西。一个官员拥有权力，是因为制度赋予他职位；他一旦离开职位，权力也随之消失。法律约束普通人，也约束官员。即使一个人自认为目标正确，也不能因此跳过程序、剥夺别人权利。这就是所谓非人格化规则。
文革却提供了几乎相反的政治经验。在那种政治环境中，规则经常服从于路线，程序服从于政治判断，制度服从于最高权威。昨天有效的规定，今天可以因为新的政治判断而失效；昨天代表组织的人，今天可能被宣布成组织的敌人。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一个人很容易学会：规则不是固定的，真正重要的是谁有资格解释规则。
于是，政治世界逐渐被理解为一个人格化权力结构。表面上有制度，深处却是人；表面上有程序，真正关键的是政治意志。这种经验如果长期存在，就会形成一种非常强的政治直觉：规则不是权力的边界，规则是权力使用的工具。这可能是文革留下的最深层政治遗产之一。
三、真正危险的不是“不守规则”，而是“不相信规则”
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不守规则者，至少知道规则是什么，只是为了个人利益选择违反。但文革时代可能塑造出另一种更深的政治心理：规则本身并不值得完全相信。
因为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不断看到，今天正确的事情明天可能变成错误，今天的政治英雄明天可能成为敌人，今天的领导明天可能被打倒，那么他最终会学会一种高度现实主义的生存方式。他不再首先研究制度，而是研究权力；不再首先看文件，而是判断风向；不再首先问程序，而是猜测领导的真实意图。久而久之，一种特殊的政治常识就形成了：不要只问制度规定什么，要看谁在解释制度；不要只问程序应该怎样走，要判断领导真正想要什么结果；不要只相信白纸黑字，要观察政治风向。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人喜欢违法，相反他甚至可能极其服从组织；只是他服从的并不是抽象规则，而是更高层次的政治权威。这正是人格化权力和法治规则之间最关键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