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全球头号大输家
国民政府失去大陆国土已经七十七年，至今仍有人诿过于“贪污腐败”，然而今日大陆上共产党的贪污腐败比诸昔日的国民党何止千百倍──自一九八四年至二○○四年四月，有六千多名高干盗窃一万四千四百亿人民币的公帑顺利运往外国；有一万七千名中小官员和六万六千名暴反户将九万四千亿人民币非法套汇移至外国──足令国民党的孔宋家族自叹不如。那么何以共产党不垮台？学术界至今乏人研究中共的间谍战、心理战成效及其严密组织对维护、巩固共产政权所起的震慑作用。
中共的御用理论家与史学家口若悬河似地重复以下谰言：共产党打败国民党是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必然；共产党是推不倒的，迄今没有一种政治力量能在中国大陆替代共产党，推倒了共产党必定天下大乱。
这显然是欺人之谈。历史实际上是由偶然性组成的，因果或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从目前已经澄清的历史事实可知，国民党败走台湾绝非人心所向或曰天意，而是由许多偶发事件堆砌积累而成的。以下一百个偶发事件大致可分为十八种类型：
一、襄公之仁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北伐军上海戒严司令白崇禧率廿六军解除中共操控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其首脑汪寿华、罗亦农等九十人被捕。闸北驻军师长斯烈邀中共中央军委会书记周恩来前往谈判，遂予扣押。斯烈之弟斯励是周在黄埔军校时的学生，他让周写了悔过书后开释。四年后周恩来亲率红队成员将顾顺章一家老小八口以及他的恩人斯励勒毙。
一九三○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康生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被捕。由于一起被捕的丁济世之叔父是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康生一伙很快获释。八年后，康生在王明扶植下擢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在延安枣园开办训练班，为各地各级党委输送了大量特工人才，诸如乔冠华、耿飙、李强、黄镇、黄华等人，在外交、经济、文化部门从事特务工作，对国民党作出了致命打击。
一九三三年三月，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陈赓在上海治伤时被捕，经黄埔一期同学邓文仪等多人签呈请求赦免，蒋介石法外开恩将他释放。纵虎归山后，陈赓成为共军一员骁将。抗战胜利后，他率先叛乱，上党战役击溃国军十三个师，此后三年半转战晋豫陕鄂皖苏赣闽湘粤桂云贵川康等十五省，攻略城市二百零六座，歼国军七十多万，包括歼邱行湘部二○六师、黄维兵团卅三个团，在云南个旧、屏边歼国军第廿六军，在元江歼第八军，俘虏陆军代总司令汤尧和第八军军长曹天戈，为共军席卷大陆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九四五年八月廿八日毛泽东周恩来飞渝出席重庆会谈，军统局有人建议乘机逮捕毛、周、王若飞等八名匪首，以祭江西湖南千百万枉死民众。事为蒋介石知悉，下令缴了此人的枪，还命令特别警卫组和稽查处对中共人员严加保卫。中共建政后，凡军统人员，无论警卫组、稽查处一律枪毙，以怨报德。
在三年戡乱战争中，共军用“人海”对付“火海”，强迫无辜民众打前锋，用以消耗国军的弹药。国军的机枪射手们面对波涛一样汹涌而来的人潮，杀人杀得令自己害怕与恶心，因不忍伤害百姓，往往在精神压力下放弃阵地。无论国军火网如何严密，却有着永远死不完的“炮灰”来同枪弹相拼，结果是粤语所谓“好佬怕赖佬”。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黄伯韬兵团奉命西进跨越运河铁桥时，数十万百姓的骡车、马匹跟着部队的卡车、辎重逃难。黄伯韬爱民如子，让百姓先过，以致于七万大军无法在规定时限内抵达目的地，当全兵团到达碾庄时，共军主力已从鲁南兼程赶至，形成对黄兵团的包围圈。十二月初杜聿明部向永城转进时，亦与难民混杂一途，窒碍钝重，两天行程仅七十公里，使共军陈毅部获得充裕之时间与机会，完成合围。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惩治汉奸力度不够，无论处死、判刑的汉奸都不及法国、荷兰等国惩处叛国者的十份之一，以致于周佛海的儿子等汉奸成批投奔中共，对国府伤害极大。例如南京失守前，国府释放了判刑十年的汪伪军委会调统部第二厅厅长胡均鹤与镇江特工站负责人刘毅等人，他们联络一群汉奸投效中共，胡被任命为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刘为专员，他们向中共提供了一千多起国府潜伏人员的活动线索，从中破获了四百多名潜伏特工，其中包括中统局京沪地区潜伏首领苏麟阁，还收缴电台八十多部。中共华东局审讯委员会在愚园路青白小学刑讯逼供害死了万千国府地下工作人员，其刑讯头目廖耀林曾在汪伪特工总部当过“扑格打杀”刽子手。汪伪政府财政部税务署署长邵式军投奔新四军时，一次就捐献了廿五万美金，让他们放手发动叛乱残杀同胞。
二、主帅优柔寡断举棋不定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在砀山奉命救援黄伯韬七兵团时，黄兵团已被围三日，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颟顸无能、迟疑不为，贻误了戎机，陈毅部利用这三日两夜时间在崇山峻岭构筑阵地，而邱兵团十二万人必须仰攻严阵以待的五十万陈毅部，所以邱兵团血战四昼夜才攻到鼓山，离碾庄圩三十公里时，黄伯韬兵团已崩溃。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六日国军徐州剿匪总部中将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优柔寡断，未能果断执行他在南京与总统所定的密案，而听任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调兵救援被共军包围的两个师，致使国军卅万精锐坐以待毙。设若杜聿明麾下三个兵团及时突围南下与黄维兵团会合，将会对刘邓的中原野战军造成致命的威胁，完全可以扭转困局。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令制裁通敌有据的李宗仁，特别行动组在李逆官邸附近埋伏待命，由于决策者优柔寡断，这个行动组于蒋公下野前结束工作。设若行动成功，一系列桂系头子伏诛，则不会发生李宗仁上台后士气一落千丈、江南不战而溃的局面，至少也能保住半壁江山。
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一日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向麾下廿五万官兵宣布已签约投共，时任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特勤组组长的谷正文游说随徐永昌来平规劝傅回心转意的装甲兵参谋长蒋纬国将傅逆绑架回南京，蒋纬国也提起戴笠智擒韩复促成台儿庄大捷的往事，但蒋在最后一分钟退缩了。倘若绑架成功，将傅押回南京以降敌罪名审理，对其他采取观望态度的国军将领是一项严重警告，进而提振士气，则国军在大西北、大江南仍有可为。蒋纬国以其特殊身份，丧失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扭转形势之良机。
三、粗枝大叶，麻□轻敌
一九三六年夏，陕西省党部调统室向中枢密告张学良、杨虎城私通中共；九月，东北军总部政训处处长曾扩情密报中枢：东北军不稳，蒋公批示：“胡说，送(张)副司令阅”。同年十一月，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密报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齐世英：张学良已与红军达成局部停战协议。齐马上派专人密报在洛阳的蒋公，其他情治单位也密报西安不稳，然蒋公一直认为张学良虑事天真、未必会图谋不轨，他未注意到中共已渗透东北军各阶层。西安事变本可以防止，它的不幸爆发挽救了垂危的红军，使它从数千羸卒发展到百万之众，终颠覆了中华民国政府，导致大陆沦陷，江山变色。
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书记长李光忱策划在长白山麓战略要地通化市发难，以三千八百义军推翻中共政权，成立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与中央先遣军，配合国军收复东北。主事的国民党通化市党部书记长孙耕晓求功心切，策动共方东北人民自治军通化支队军械股股长沈殿铠提供八百支枪，被沈出卖。此时通化是一座空城，中共通化省委书记吴溉之指挥廿多名省委干部与两挺机枪，击毙孙耕晓以下持大刀铁锹十字镐的义军一千八百人，起义被扑灭。
另一则因轻敌大意而酿成的悲剧是稷山暴动。阎锡山部下师长萧荫轩与亲信团团长杨子乘在晋南八个县建立了反共抗暴武装六个纵队与三个支队，相约在一九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发难。由于阎锡山在山西民间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基层影响力，所以义军首领利用亲朋、同乡、师生关系渗透到十多个县区政府、共军宣传部门以及铁路警察，大有创建中条山反共基地的希望。不幸主事人发通知时误将十一月十九日写成十二月一日，所以届时只有稷山一地举义，孤掌难鸣，终于失败。其他各县闻悉稷山失利，便未再行动，此后半年，全省义军被捕杀逾千人。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国军在上海最大的军火库──江湾军火库发生大爆炸，声浪与烈焰持续了几天，主库储藏的美制最新式军火连同仓库设施统统化为灰烬。该案是由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副书记周克布置周沙尘通过其外甥、军械库少尉赵聚能引爆的。赵父是县中共老党员，早年曾帮助周沙尘去延安，周沙尘是通缉要犯，竟能以上海粮食日报驻南京特派员身份为掩护，公开活动。赵聚能故意将优质弹药报废、将失效弹药运往前线，居然从未被发现。他去科学仪器公司采买炸药原料磷和钠，引起店员怀疑，居然被他逃脱。军火库规定管库、警卫、保养连各成体系互相制约，可赵犯居然能以几杯酒买通管库人员交出钥匙自由运用。这一切都是国军保防制度的重大缺失，大意失荆州。
国防部保密局布置三大潜伏武装力量之一──东北技术纵队在满州里、哈尔滨、长春三地伏击访苏归来的毛泽东专列，全部计划由国防部二厅全能情报员计兆祥指挥执行。一九五○年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指挥军警突然逮捕了东北技术纵队司令马耐等八人与刚空降的两名高级杀手，廿六日收网抓捕计兆祥。此案破绽出在国防部保密局从香港公开汇钜款给计兆祥的姐姐计采楠，引起了公安部一局侦察科长曹纯之的怀疑。
一九五○年九月廿八日清晨，中共公安部与北平市军管会在灯市口甘雨胡同十七号院逮捕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李安东等七人，他们置备了迫击炮，企图在十月一日中共建政大典时炮击天安门观礼台，刺杀中共要员。这个隶属东京盟军司令部情报机关的间谍组合，拥有教堂、消防仓库、洋行、店铺等掩护，但是粗心大意到竟然用普通邮件传递情报。中共公安部驻邮局的检查人员截获了李安江寄往东京邮件中用铅笔画的天安门草图，上面赫然标有箭头直指天安门城楼的弹道抛物线。美国的情报机关竟然对中共的邮检制度一无所知。
四、专家判断失误
一九四五年二月，罗斯福赴雅尔达前，让驻华大使赫尔利询问中国政府：日本还能支持战争多少时间？当时专办对日情报的军委会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王□生作出错误判断，认为日本至少还能打三年，他主持此项覆文，却漠视在东北的日本关中军只剩下一个空壳。罗斯福深恐美军伤亡激增，为谋求早日结束战争，遂要求苏俄出兵东北对日作战，且私相授受，同意恢复帝俄时代在旅顺、大连、中长铁路攫取的利益，并允许外蒙脱离中国而独立。斯大林派一百五十八万苏军进入东北，劫掠了东北价值卅美元的工矿设备回国，还将缴获的日制大炮三千七百门、坦克六百辆、飞机八百架、机枪一万二千挺以及六百八十座仓库和国防建筑设备移交给中共。此外，又把堆积在海参崴与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美制耐寒军械移交给林彪部共军，使其如虎添翼，从两万人的自治军一举扩张为席卷东北的四野。苟非东北尽墨、影响民心士气，则通货膨胀绝不可能陷国府于绝境。
五、忽视情报工作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军统局局长戴笠将军死于空难，使一批直接由他指挥的潜伏共区高级特工变成断线风筝。他的继承人毛人凤、唐纵等尽皆庸庸碌碌之辈，不思进取，也不能守成，以致于总统府九名报务员中竟有七人是共谍，国防部作战厅长期被共谍把持。戴笠殉难翌日，中共在延安举行庆祝大会，周恩来讲话说“戴笠之死，使我们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一九五○年三月十七日在戴笠殉职四周年纪念会上，蒋公沉痛地说：“戴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不会撤退来台湾。”
六、主管官员尸位素餐、能不称官
一九三七年红九军军长何畏因憎恶中共当权者滥杀无辜而投奔国府，途中被偾事官员扣押六年，以致错失了策反共军高级将领李先念、许世友之良机。后何畏经张国焘营救出狱，万念俱灰，一九四九年共军渡江前，全家投江自尽。
一九四九年六月底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赴苏与斯大林会谈，斯坚持要把“外蒙独立”列入中苏友好条约，宋子文不愿做历史罪人，至七月十三日拒绝签字，且辞去所兼外长职。八月七日，王世杰赴莫斯科重开谈判，这位继任外长是巴黎大学法学博士，熟谙国际法，当时只须委婉表示一下这个条约签不得，事情就可能有所转机，盖既经内戚挂冠而去，复遭新任外长谏阻，相信再固执的人亦必会感到事态严重而对整个条约重作考虑。只要稍稍拖延几日，日本就投降了。日本一投降，美国就不必再求苏俄出兵，自然亦无理由再逼迫国府追认那个私相授受的雅尔达协定。王世杰缺乏文人应具备的“有所不为”的骨气，致使国府遭受无法挽回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