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衔私怨导致叛变
吴化文原任军阀韩复部手枪旅旅长，一九四三年投靠汪伪，任伪军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抗战胜利后反正，被编入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麾下。王以吴出身不正，心存歧视，种下了吴叛变之因。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九日，吴化文在整编九十六军军长任上，率三个旅两万余官兵投共。此举使十一万重兵把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山城济南，西部门户大开，王耀武口称“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土崩瓦解，于是刘峙派三个兵团北上援济的计划彻底破产。吴降共后四天，济南陷落，国军一个绥靖区司令部、一个保安司令部、两个师部、十一个整编旅、两个总队、五个独立团共八万四千余官兵被毙伤俘，旅以上军官廿三人被俘，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副司令官牟中珩、山东省党部主委庞镜塘等统统被俘，还损失了大批武器装备。济南失陷后，山东全局糜烂，于是华北、华东共区连成一片，直接导致了徐蚌会战的败局。
十三、被俘乞活出卖党国
一九四八年十月，长春陷共，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督察长关梦龄被俘，当时自少将参谋长安震东至中尉参谋李中侯均被迅速处决，关梦龄贪生怕死，在看守所中写了一百万字的检举书，使国防部保密局在东北地区潜伏的人员被中共一网打尽，以后再也不能恢复元气。
在昆明被捕的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保密局经理处处长郭旭、总务处处长成希超，中统云南调查处处长孙秉礼、国防部二厅副厅长沈蕴存、云贵特派员公署参谋长温天和等人，向中共招供了应变计划、潜伏计划、游击计划、破坏计划和还乡计划，致使军统在大陆的一百四十个潜伏组织被破获了一百零二个，潜伏人员被枪决数千人。
外号“赛狸猫”的军统上校段云鹏具备飞檐走壁特技，一九五四年他奉派自台赴大陆刺杀毛泽东，他到了香港迟疑不前。中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运用一名贩毒保释的药商、段的盟兄弟在段身边建立内线，一方面及时掌握段的思想、行动，一方面将段按部就班引入囚宠。药商在香港开设了药店，实际上还在共方控制之中。天津市公安局又专门在广州开设一家药店，派侦察员张葆珍装扮成店主韩葆章，由香港药商介绍韩代领通行证让段云鹏从深圳合法入境。段云鹏到广州当晚，在韩葆章接风洗尘酒宴上被捕。段云鹏在中共控制下，与保密局保持联系十几年，长期骗领活动经费，到文革爆发才被处决。
十四、为保身家、发横财而叛变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华中剿匪总部副总司令张轸率三个师二万余人在武昌以南之贺胜桥、金口一带投共。此举打乱了白崇禧保卫武汉的部署。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湖南省主席、湘赣绥靖主任程潜通电投共，部署在长沙──厦门──汕头──潮州这道防线上的华中军政长官所部湖南军队纷纷跟着投共，防线左翼因而崩溃，并且使右翼宋希濂统率的中央嫡系部队不可能再守住剩余的防线，顿使百粤失去屏障，共军得以长驱直下，对播迁广州未久的国府打击甚重，西南半壁江山顷刻沦陷。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西北军政副长官兼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宣布脱离国民政府，率一个兵团部、十六个师(旅)投共。中共兵不血刃取得绥远，便彻底解除了后顾之忧，整个中国北部尽皆变色，借此消除了国军以绥远为基地卷土重来的希望。
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五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致电毛朱宣布投共，使西南、西北地区仍在鏖战的国军士气大伤，共军一野、二野得以对成都合围，迫使政府迁离大陆。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中央、中国两家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刘敬宜率十二架民航机自香港北飞，满载汽油、器材、零件、轮胎等抵达天津机场。两航叛变由周恩来、李克农策动，参叛员工四十人获准每人携带免税西药等一皮箱。此举使国府军政人员再也不能用两航飞机在台湾与重庆、昆明之间来往与运输物资，大西南失陷时，许多军政要员因飞机不足而束手被擒，既打击了国府的军心士气，又提升了中共的空运能力，部分民航机改装成轰炸机后，参加了攻占一江山岛的大规模轰炸。
十五、共谍与内奸偷窃情报、策动叛变
一九三二年，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少将参议李明灏，以研究作战业务为名，从机要室偷出大批军用地图迅速送到毛泽东、朱德手中，使红军如虎添翼，巧布神兵，出奇制胜，击败了国军第五十二、五十九、十一_个师，毙师长李明，生俘师长陈时骥，瓦解了五十万大军进攻井岗山地区的第四次大围剿。
一九三四年九月下旬，蒋公在庐山牯岭召集军事会议，部署第五次围剿的铁桶计划，拟在匪巢瑞金四周围架起三十道铁丝网和三十道火力封锁线，还配备一千辆军用十轮卡车，俾快速运送作战部队拦截，一举围歼中央苏区的红军。混入赣北第四行政区任专员兼保安司令的共谍莫雄出席了这个二百名军政官员的会议，且领取了两斤重的绝密文件、地图、表格，旋即交付他安插在保安司令部谍报科任参谋的共谍项与年，由其从德安送往瑞金。共方接报后，突然实施战略大转移，将红军主力八万六千多人渡过雩都河西去，使国军前锋扑了个空，红军则抢在国军铁桶箍围之前撤出了有全军覆灭之虞的险区。
一九三四年十月，潜伏在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张学良身边任中校机要秘书的共谍潘文郁将国军进攻红军的兵力布置、战役行动、团以上部队番号、军官姓名、防区分布等机密情报偷回家中，转交中共，导致红军多次不失时机地逃出危险境地，转败为胜。
一九四三年五月，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率五个军闪击延安，由于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泄密，以致功亏一篑。一九四六年四月中枢密令胡部围歼中原共军李先念部的作战计划以及翌年三月胡部攻略延安作战计划均被窃走，致使整编廿九军中伏，旅长何奇阵亡、旅长李纪云麦宗禹被俘，国军精锐整编卅一旅、一三五旅、一六七旅被歼，而共军主力顺利撤出延安。
一九四五年，共谍阎宝航打入国防部拍摄复制了关东军在东北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备图，为共军抢先接收东北作了充分准备。
一九四六年，共谍余心清混入北平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担任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委，刻意安插共谍谢士炎充任北平绥署主管人事的少将处长。当陈毅部在山东莱芜大败时，谢向共方密献军事计划，致使共军反败为胜。他安插在上官云相的天津前进指挥所任参谋的共谍朱建国，偷出天津城防军事地图密献共军，导致陈长捷部防守天津损失惨重。
一九四七年二月第四十六师师长韩练成出卖军事机密，导致美械装备的七十七师在和庄被围，师长田君健殉国。第二绥区司令官王耀武下令突围时，韩故意推迟行动，让共军占先围困莱芜城，副司令官李仙洲部六万人被分割成数段，指挥系统瘫痪，被逐段歼灭。莱芜战役是共军在戡乱战争中的第一次大胜，全歼国军在胶济线上的机动兵力，共瓦解国军一个绥靖区指挥所、两个军部、七个师共五万六千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中将军长韩浚、少将副军长李琰、少将师长杨明、萧重光等十九名高级将领被俘，还损失了大量轻重武器。
一九四八年九月，有十九年中共党龄的国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利用职务之便自由出入剿匪总部参谋处翻阅军事情报与图表，将徐州国军布防及工事图表复制后派员送达共军华东野战军，致使徐蚌会战国军处处被动挨打。十一月十日，张志侠与另一名副司令官何基沣率五十九军两个师、七十七军一个师以及第一一一团共计两万三千人让开台儿庄至微山湖的运河防线，控制所有桥梁，确保共军三个纵队从第三绥靖区正面渡河南下，迫使掩护黄伯韬兵团西撤的李弥兵团回防徐州，从而又让开了运河防线，使华另两个师主力顺利南下，插到徐州以东，截断了黄伯韬的退路。廿二日，共军在徐州以东碾庄圩地区全歼国军第七兵团，司令官黄伯韬兵败自杀。徐蚌会战本是相持之局，共军几度陷于危境，张何投共使整个黄淮平原战地的国军陷入绝境。
廖运周是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共的，他潜伏国军升到一一○师师长。在豫北山东战场上，故意给共军报信，使国军奔袭计划扑了个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廿四日他给刘邓密送国军突围计划，致使共军提前出击，黄继兵团转移部署失利。廿六日黄维拟以四个主力师并进突围，廖主请命打头阵，旋即派人报告共方。廿七日清晨，一一○师从双堆集到西张庄急行军三十里脱离战场，跟着突围的十八军另一个师遭到共军密集火力袭击，伤亡惨重。十三天后，廿三师师长黄子华又率部投共，第八十五军即告瓦解，再五日，十二兵团四个军十几万人悉数被歼。
一九四六年动员戡乱后，潜伏共谍刘斐以国防部参谋次长参加官邸作战会议，存心作出许多错误的部署和献议：叫王泽浚四十四军由海州撤向徐州，叫黄伯韬带一个兵团去援救王泽浚的一个军，叫黄维兵团奔驰千里赶到双堆集袋形阵地挨打，叫刘峙轻易放弃工事做得极好、粮弹储藏极丰富的徐州，叫杜聿明以三个兵团在公路上排成无法作战的难民式长龙，像一个庞大的软体动物，暗中又将所有军事配置部署与作战计划和盘、及时地托向中共，致令国军虽拥有现代化武器与陆海空三军配合，然共军却能避实就虚，按图索骥，瓦解了一个个强大的兵团，国民党的江山竟然断送在这个内奸手里。
另一个高级共谍郭汝瑰在军务署副署长任内向共军提供了国军作战序列及编制装备人马数目表，还提供了对东北战局十分重要的最高统帅派军队接收张家口、北平、塘沽地区，阻止共军出关的计划。在任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和军调部张治中谈判助手期间，提供了国军整编情况和三人小组会议政府方面的机密情报。在第三厅厅长任内，提供了重点进攻山东的计划及调归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序列的九个军和炮兵、工兵的情报。在担任徐州司令部参谋长期间，提供了国军进攻大别山后徐州司令部所辖兵力配置情况、徐州司令部解围兖州的计划。回任第三厅厅长后，提供了国军解围长春的方案、解围双堆集计划以及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国军的江防计划、十二月初国军京沪地区江防要图等。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徐蚌战场粮尽弹绝，罗掘俱穷，在此千钧一发危局下，京沪铁路管理局局长陈伯庄与退役的前美国十四航空队队长陈纳德密商重建飞虎队，并租用美国驻沪海军飞机到徐蚌前线支援被围的四十万国军。倘此举成功，徐州被围国军可以顺利突围，邱清泉、李弥等精锐部队全可保存，戡乱战事将会开创新局，非但江南国土不至沦陷，徐州剿匪总部还可挥戈北伐收复华北失地。可惜事机不密，半途而废：陈伯庄的私人秘书霍实子探悉此事立即向高级共谍陈铭枢汇报，陈赶赴南京找司徒雷登大使，威胁美国大使“不要插手中国的事”，并以“留有余地”作为利诱、许诺今后充当美国与中共建交之“搭桥人”，硬使司徒出面制止了陈纳德将军的援华壮举。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以廿五万国军统帅身份派邓宝珊签署“北平和平解放协议”，使共军不发一枪一弹开入北平。二月一日，人民日报竟登出共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近两千字的致傅作义最后退牒，先是声讨傅的“罪行”，然后限五日内投降，否则城破后必予严惩云云。傅作义看到这封一月十六日签署的信件，感到震惊与愤怒，他内心饱受屈辱，不禁捶胸顿足，悔恨自己何必投共。此信是毛泽东起草的，一月十六日由林彪交签署协议的邓宝珊转递，邓见此函出言不逊，深怕功亏一篑，便拖延了多日，最后由傅冬菊塞在傅作义书房的大堆文件中，二月一日前，傅始终未看到这封侮辱他人格的最后通牒。据傅作义堂弟作信推测，设若邓宝珊一月中旬将通牒呈交傅作义，以他“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脾气，是绝对不会接受那个和平解决协议的。倘若傅作义能像昔日守涿州那样坚守北平，凭藉兵精弹足，再坚持一年多韩战就爆发了，大陆何至沦陷？
李宗仁派桂系立委黄启汉在北京设立电台与南京联系，不料黄启汉经李济深策反投共，把南京傅厚岗李宗仁官邸的秘密电台呼号以及电报密码本全部出卖给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由李指定专人为黄启汉收发翻译李黄之间来往电报，然而黄向李宗仁谎称电台设于傅作义总部。所以和谈期间，中央代表与南京的电讯来往全为中共掌握，故中共在谈判桌上态度十分强硬，终于导致和谈破裂，而张治中、邵力子等五名谈判代表与顾问团顾问竟全部变节投共，此系古今中外历史所鲜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