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的1898年，是戊戌年，那年，一帮人想改良政治，失败了。几个人跑了，另有几个人被抓了。被抓的就在北京的菜市口被砍了脑壳。那天按照阳历算，就是9月28日。
有个细节，被砍头的至少有一个本可以也跑掉的，而且，假若跑掉，他的后代肯定也可以做名流，做贵族，甚至入籍外国，永久归依番邦异土。但他选择了不跑，他妄图以血醒世，结果在菜市口被砍头时，他意图唤醒的民众向他吐口水、投掷白菜帮子。
不知道那瞬间，他被唤醒了没有。
120年前的今天，他的故事完结了，但是，他同党的故事没有完结，而且更惊悚，更精彩。
前不久，网络热传某澳大利亚女排队员图片，因为她是中国名人之后，戊戌年跑掉的两个，其中有一位，就是那澳洲女排队员的先人，康有为。
自称康有为选外孙女的澳大利亚羽毛球选手格罗娅
康有为跑了，又回来了，继续作为名流和政治导师存在，但是，他再不是政治的主流，虽然，他福荫后代，非富即贵，以致被颂为“最后的贵族”。另有一个梁启超，归国后，致力维护皇权，但政治的江湖也不再是他的江湖，江湖主流是革命。
戊戌砍头不只杀了六个人，还改变了游戏规则。从此，中国没有改良，只有革命。而革命的形式竟然是——暴动和暗杀。
戊戌六君子的血没唤醒民众，但唤醒了同党，既然自己的血不能唤醒民众，那就用统治者的唤醒统治者。
不知道有谁看到改良派和革命党之间的逻辑关系没有？那就是从上书到武装起义和暗杀。
对于革命党来说，几百次的武装暴动，并没给朝廷造成多大的威胁。但是，暗杀，却让朝廷伤透了脑筋。
暗杀在革命者这里，达成了共识。章太炎、陈天华、陶成章、黄兴、汪精卫等革命党领袖，都不同程度地赞同政治暗杀。
徐锡麟杀恩铭，汪精卫杀载沣。以温和著称的同盟会首领宋教仁，将武装革命的方法简单概括为“暴动”与“暗杀”。革命党50多次暗杀，暗杀团长居然是文质彬彬的光复会首领蔡元培。而蔡元培公开倡言：“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二是暗杀。”
暗杀奏效的前提，是朝廷堵死和解的可能，堵死了改良的通途，统治者掏光国库，填满私巢，也彻底失去了治国的基础。
暗杀，不只是对统治者的警告，也是对民众的唤醒。
统治者犹如汪洋大海中的孤舟，随时可能被大海的狂涛吞噬和淹没，暗杀杀不死，也吓死了。
那种按倒葫芦起来瓢似的暗杀，让统治者风声鹤唳，胆战心惊。风雨飘摇中，每个人都感到——气数将尽了。
汪精卫被抓，不屈竟然免死，不是清廷的宽容，而应视为清廷被杀怕了。革命者的血不能唤醒民众，却让统治者变得清醒，清廷明白，杀了汪精卫，还有后来人，暗杀者是杀不绝的。前赴后继，层出不穷。
当然，清廷的最后放权是基于多方的合力，革命军的起义，哥老会的响应，袁世凯的内应。但是，革命党的暗杀也是功不可没。
暗杀推动民主，并不是孤例，150年后，在中国重演威力。
人们一直赞誉的中华民国民主转型之父蒋经国，其大胆转型的背后，同样也有暗杀之功。
1970年4月24日，正在访问美国的蒋经国，从一个饭店走出时，人群里一个亚裔青年冲出人群，朝他开了一枪。幸亏警戒的警察眼疾手快，抬了一下他的手臂，子弹从蒋经国头上飞过。
枪手黄文雄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他就是一个本土台湾人，不满国民政府统治台湾后的戒严及对本土势力的镇压。作为台湾本土人，他爷爷从日据时代就反抗日本统治，他父亲的时代，台湾光复，回归大陆，国民党来到台湾，他们依然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不满，黄文雄十岁的时候，亲眼目睹了“2.28事件”。虽然，他也享受了民国政府的福利恩泽，能到美国读大学，但是，他深藏内心的对独裁的反抗，促使他对独裁者射出仇恨的一枪。
这一枪把蒋经国打醒了。他看到了本土人的内心，开始思考台湾的未来，放权成为他的大胆抉择。
蒋经国
作为政治家，蒋经国对于台湾的未来，有着更深刻，更久远的思考，如网络流传的蒋经国的名言：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以专制来结束专制。
你可以赞颂蒋经国的伟大，可以颂其为神，但是，每个人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政治从来都是博弈的结果，如果没有黄文雄的刺杀，也不会有蒋经国的反思。
当然，促使蒋经国做出放弃独裁的原因，黄文雄的暗杀不是唯一，但至少也是之一。暗杀，也是一种博弈。
要守着政权死不放手，也可以，那结果就是如同朱元璋氏后人，诛杀净尽。
现代政治就是妥协，如果不给反对势力以任何妥协，死抓权力不放手，寸步不让，那种思维叫作——双输。
历史从来都是这样，看似拥有绝对权力，却不知道因为什么一个不慎，政权就一下子哗啦了。对于反对者来说，强权之下，下跪不行，上书不行，改良不行，牺牲自己砍头也不能唤醒民众，那就只剩下暗杀统治者一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