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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的血不能唤醒民众 那就用你的

120年前的1898年,是戊戌年,那年,一帮人想改良政治,失败了。几个人跑了,另有几个人被抓了。被抓的就在北京的菜市口被砍了脑壳。那天按照阳历算,就是9月28日。

有个细节,被砍头的至少有一个本可以也跑掉的,而且,假若跑掉,他的后代肯定也可以做名流,做贵族,甚至入籍外国,永久归依番邦异土。但他选择了不跑,他妄图以血醒世,结果在菜市口被砍头时,他意图唤醒的民众向他吐口水、投掷白菜帮子。

不知道那瞬间,他被唤醒了没有。

120年前的今天,他的故事完结了,但是,他同党的故事没有完结,而且更惊悚,更精彩。

前不久,网络热传某澳大利亚女排队员图片,因为她是中国名人之后,戊戌年跑掉的两个,其中有一位,就是那澳洲女排队员的先人,康有为。

自称康有为选外孙女的澳大利亚羽毛球选手格罗娅

康有为跑了,又回来了,继续作为名流和政治导师存在,但是,他再不是政治的主流,虽然,他福荫后代,非富即贵,以致被颂为“最后的贵族”。另有一个梁启超,归国后,致力维护皇权,但政治的江湖也不再是他的江湖,江湖主流是革命。

戊戌砍头不只杀了六个人,还改变了游戏规则。从此,中国没有改良,只有革命。而革命的形式竟然是——暴动和暗杀。

戊戌六君子的血没唤醒民众,但唤醒了同党,既然自己的血不能唤醒民众,那就用统治者的唤醒统治者。

不知道有谁看到改良派和革命党之间的逻辑关系没有?那就是从上书到武装起义和暗杀。

对于革命党来说,几百次的武装暴动,并没给朝廷造成多大的威胁。但是,暗杀,却让朝廷伤透了脑筋。

暗杀在革命者这里,达成了共识。章太炎、陈天华、陶成章、黄兴、汪精卫等革命党领袖,都不同程度地赞同政治暗杀。

徐锡麟杀恩铭,汪精卫杀载沣。以温和著称的同盟会首领宋教仁,将武装革命的方法简单概括为“暴动”与“暗杀”。革命党50多次暗杀,暗杀团长居然是文质彬彬的光复会首领蔡元培。而蔡元培公开倡言:“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二是暗杀。”

暗杀奏效的前提,是朝廷堵死和解的可能,堵死了改良的通途,统治者掏光国库,填满私巢,也彻底失去了治国的基础。

暗杀,不只是对统治者的警告,也是对民众的唤醒。

统治者犹如汪洋大海中的孤舟,随时可能被大海的狂涛吞噬和淹没,暗杀杀不死,也吓死了。

那种按倒葫芦起来瓢似的暗杀,让统治者风声鹤唳,胆战心惊。风雨飘摇中,每个人都感到——气数将尽了。

汪精卫被抓,不屈竟然免死,不是清廷的宽容,而应视为清廷被杀怕了。革命者的血不能唤醒民众,却让统治者变得清醒,清廷明白,杀了汪精卫,还有后来人,暗杀者是杀不绝的。前赴后继,层出不穷。

当然,清廷的最后放权是基于多方的合力,革命军的起义,哥老会的响应,袁世凯的内应。但是,革命党的暗杀也是功不可没。

暗杀推动民主,并不是孤例,150年后,在中国重演威力。

人们一直赞誉的中华民国民主转型之父蒋经国,其大胆转型的背后,同样也有暗杀之功。

1970年4月24日,正在访问美国的蒋经国,从一个饭店走出时,人群里一个亚裔青年冲出人群,朝他开了一枪。幸亏警戒的警察眼疾手快,抬了一下他的手臂,子弹从蒋经国头上飞过。

枪手黄文雄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他就是一个本土台湾人,不满国民政府统治台湾后的戒严及对本土势力的镇压。作为台湾本土人,他爷爷从日据时代就反抗日本统治,他父亲的时代,台湾光复,回归大陆,国民党来到台湾,他们依然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不满,黄文雄十岁的时候,亲眼目睹了“2.28事件”。虽然,他也享受了民国政府的福利恩泽,能到美国读大学,但是,他深藏内心的对独裁的反抗,促使他对独裁者射出仇恨的一枪。

这一枪把蒋经国打醒了。他看到了本土人的内心,开始思考台湾的未来,放权成为他的大胆抉择。

蒋经国

作为政治家,蒋经国对于台湾的未来,有着更深刻,更久远的思考,如网络流传的蒋经国的名言: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以专制来结束专制。

你可以赞颂蒋经国的伟大,可以颂其为神,但是,每个人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政治从来都是博弈的结果,如果没有黄文雄的刺杀,也不会有蒋经国的反思。

当然,促使蒋经国做出放弃独裁的原因,黄文雄的暗杀不是唯一,但至少也是之一。暗杀,也是一种博弈。

要守着政权死不放手,也可以,那结果就是如同朱元璋氏后人,诛杀净尽。

现代政治就是妥协,如果不给反对势力以任何妥协,死抓权力不放手,寸步不让,那种思维叫作——双输。

历史从来都是这样,看似拥有绝对权力,却不知道因为什么一个不慎,政权就一下子哗啦了。对于反对者来说,强权之下,下跪不行,上书不行,改良不行,牺牲自己砍头也不能唤醒民众,那就只剩下暗杀统治者一途。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老侯说事儿4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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