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Helen（右）和妹妹Jane（左）在华盛顿大学Suzzalo Library外面（受访者提高）
“警察曾跟我说，如果这的监狱关不下会把你们关到新疆的大沙漠里去，现在沙漠里的监狱在扩建，在沙漠里你多少天都走不出来。即使逃出了监狱，你也逃不出沙漠，必定死在沙漠里。你在哪死的，你怎么死的，你经历了什么，是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的。”—— Helen（姐姐）
“记得逃亡马来西亚前，我跟父亲见面对他说，我们要出国了，等着我们回来。”Jane回忆道。“我爸爸那时87岁，患有老年性痴呆，早已认不出我，但是却说出一句：‘到那再也没人抓你了’。我现在还对这句话有深刻的印象。”——Jane（妹妹）
序言
北京西城区，是中国的权力核心区域，是中南海所在地，是世界聚焦的地方，也是一对姐妹心心念念而不能回的故乡。
姐姐本是北京著名大学教工，妹妹本是国家建设部工程师。她们本有着幸福的家庭却亲历文革迫害，目睹六四屠城；她们本过着优越舒适的生活却在二十年中频遭牢狱之灾，期间流离失所十余年，最后被迫在年过花甲之际走上逃亡之路；辗转流离至马来西亚生活却依然面临危险，最终在联合国难民署帮助下远赴千里之外的美国定居。这一切，只是因为她们不愿放弃信仰。
这是一个在黑白颠倒的时代坚守希望的故事。
这是她们的故事。
（一）文革——两代人的苦难
Helen欧和Jane欧出生在一个殷实的传统家庭，父母都是国家干部。除了Jane外，Helen还有一个妹妹，小她两岁。她们的成长环境很简单，父母都是正直本分、人缘口碑很好的人，亲朋好友之间关系也都非常好。大家其乐融融，没有勾心斗角，致使这对姐妹都很单纯。
但是，她们原本幸福令人羡慕的家在文革十年之间被拆成几地不得团聚。
1968年，Helen的父亲因为搞西方古典音乐被认为推崇“封、资、修”的东西，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等罪名，被挂上牌子戴上高帽子押上台批斗示众，后来被强制洗脑并进行所谓的劳动改造。在这期间，Helen家中多次被抄。
1969年的一天，家里来一帮人押着父亲不由分说，强制搬家，搬到一个一居室的小套间。之后大妹妹16岁也被发配去了东北中苏边境上的建设兵团，家里只剩下小妹一人。Helen讲述，“现在还记得她帮母亲煮饭洗菜够不着水笼头，需站在小凳子上的情景，小小年纪总是一人在漆黑无照明的楼道里进出的恐怖。”
Helen的大妹妹在黑龙江建设兵团被迫进行超强体力劳动，同时又因为出身受到歧视。“她因为父亲是反动派及我家有海外关系而被视为异类，全团只有她没被评为兵团战士名称，这对尚未成年不谙世事又性格好强的她来说压力山大，精神受很大刺激。”19岁时大妹妹患了不治之症，病危之际回北京接受治疗，“大夫说她能活过来是奇迹”。
Helen的一个姑姑因为当年与其夫去了台湾，即使中共建政后一直没有再联系，Helen一家也被认为有海外关系，“不仅父母那代人因此受迫害，我们这一代也从小背着政治不可靠的包袱被歧视。尽管我们当时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姑姑。”
年少时的经历或许预示了她们日后坎坷的人生。在中年时，她们在京城见证了一场震惊中外的血腥镇压——六四。
（二）见证六四
“记得不久前在教授办公室的墙上看到了那张著名的六四‘坦克人’照片。教授说，每每看到这张照片时，人们关注的似乎都是那位勇敢的只身站在坦克前的学生，但他更想知道驾驶坦克的士兵当时的心理活动是怎样的。”我对Helen说。她听后，先是沉默不语，半晌后说：“我也同样有兴趣知道驾驶人的心情。按照我的理解，他应该是有良心的。当年许多年轻士兵都被学生讲的真相打动了，只是军命不可违而已。”
“学生那时真的做到心平气和讲真相。拦住过往军车，到火车站登上列车给军人讲真相。很多农村士兵很年轻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来平动乱。很多军人了解了真相对学生态度很好，学生给他们送水饮料食品。”Helen回忆说。
在某种程度上，Helen和Jane都是六四屠杀的见证人。
Jane的单位里有年轻的同事蹬板车去帮助往医院拉尸体。
“在南礼士路的儿童医院附近，我亲眼看见一个被射杀的男子，他倒在便道的方砖地上，脑袋开了花，脑浆溢出，血沿着方砖的格子流出好几米。”她与先生也都去医院停尸房见过到处尸体的血腥场面，见过刚被打死后被拉过去的尸体。
“6月5号上午，路过复兴医院，当时医院正在盖楼，入口要走一段不过两米宽的过道，印象最深的是那一路的血迹，感觉像是水壶浇出来的。然后好像是临时的木板棚，地上是一滩一滩的血，明显是一个一个的人躺过的地方……边上有几个窗户，有人趴过去看，我去看了一眼，好像几层的架子上，都是死人。那天天色阴沉压抑，加上血浇的恐惧，我没敢再看下去，我先生看了边上的窗口，说里面也都是尸体……” Jane说。
“那些天，长安街近的街区时不时都会有人不知为什么被追进来的士兵射杀，我母亲担心我要穿越长安街危险，那几天都不敢让我去上班了。大家都互相提醒，有兵的路上不要有表情，目不斜视，愤怒或笑都可能招来子弹。”
Helen所任职的大学门前就是外地进京的主要公路，也是军队来去必经之路。她上班坐公交车要穿过东西长安街。她也见过被打伤满头满脸流着血的骑车人向我们问最近的医院怎么走，也见过被打伤的军人及当地百姓救助流血军人就医，更见过身边的同事当场被中枪打倒的学生溅出的鲜血染红的血衣。Helen说，“我校还有教师出校门劝说学生回校被过路军车打伤了脚，我母亲同事半夜下夜班回家路上中弹死亡。”
那一年的6月3日，Helen家举办晚宴给探亲后即将返台的姑姑送行。“回来时我推着自行车，孩子坐在后座上。经过六部口路口要过马路，被戒严卫兵狠狠骂了一句，说，你们不要命啦，帯着孩子还敢从这走？并轰我们绕过音乐厅后面去走。当时不理解他干嘛那么凶狠。”Helen回忆道，“到海外后详细看了视频才知道当时那个地方下午已经发生了坦克压死学生的惨案，血流成河。只是我们不知道。”
木樨地是整个六四事件中伤亡最惨重的地方。
Helen回忆，当时在北京木樨地站满了学生和市民，镇压部队开枪第一拨儿子弹是橡皮子弹，那时大家都没有跑开。后来射出真弹时不断有人流血倒下，人们才意识到政府真对人民下狠手了，群情激愤。即使这样，民众也不退缩，躲到长安街两侧的灌木丛后面。那天到底死了多少人没人知道。
过去30年中，一直有无数的人们不相信六四屠杀真实发生了。Helen无奈地说：“说六四没开一枪在北京就是大笑话。在外地可能什么也不知道，善良人听到真相也不相信政府会对学生开枪。我们住在很远的地方，睡熟的两岁女儿都被枪声惊醒了吓得直哭，我用手堵住她的双耳才哄着她，你想声音多响。”
“长安街两侧建筑上到处都是枪眼，很久以后才被补好。我们的办公楼也被打穿好几处，当时我就在场。好在我叫回了站在阳台上的同事，告诉他们部队开过来了有危险，提醒同事们躲开外墙蹲在走廊里，避免了伤亡。部队经过时果然对主楼扫射了很多枪。”
如同许多经历了文革和六四的中国人一样，Helen和Jane对社会与中共政府失去了希望，对未来感到悲观，不知路在何方。
直到1993年夏天，一切都改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