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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笑谈娶妻姨太太抽签四选一 毛独裁虚伪却有夺取天下的智谋

毛泽东对人虚伪,是个权力欲极强而又独裁的人物,但他的聪明才智实非常人可及:(一)他不是军人,但他提出红军作战时的战略战术观点是正确的,(二)他有组织天才,(三)选择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缓缓向外围发展,逐渐扩大苏区,以至达到夺取全国政权,这种远大的政治思想,是正确的而且是比较稳健的办法。(四)他对中国革命坚持武装斗争,必须争取广大农民为斗争的主力,也是正确的,显见他的眼光有独到之处。

原红军高级将领,后投降国民政府的龚楚

第六章国军第二次围剿井冈山

一、桂东县朱毛会合

朱德率领的红军主力,退出郴州县后,经东江至资兴县属之龙溪十二洞。这是个广大的山区,南面与汝城毗连,东北与桂东接壤,周围数百里,都是崇山峻岭,绝谷深坑,村落稀疏,地形险要,真是个游击队潜伏活动的理想地区。当时,湘南特委、资兴县委和资兴赤卫队,均以此为根据地。我军因经过多天的行军作战,员兵均极疲劳,且有伤兵数十名亟待安置,乃决休息数天,藉以整理部队安置伤兵。约经过了十天的休息,出发至汝城县属之南洞,做了两天群众工作,并收集了粮食,转向北进,占领桂东县属一个较大的市镇——沙田。当地有中共的秘密组织,附近村庄亦较多,且无敌情顾虑,乃协同地方同志,发动群众,组织民众武装,打土豪,分田地,革命空气,甚为热烈。八月十八日,击溃了桂东全县集中进犯的民团和县政府的警察,在追击中乘机占领桂东县城。

翌日的中午,毛泽东带着三十一团到来,直到军部与朱德会晤,我闻他到来即赶至军部,见面时他带着疲劳的神态和我招呼,失去了过去那种兴奋的吸引人的风采。我们见面后,据说:井冈山正被国军从东西两面围攻,江西方面之国军有六个团,于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间,分经永新、遂川两县,向龙源口、黄坳进攻,湖南方面之国军亦有六个团,占领酃县后即向宁冈县城进攻,并有豪绅地主反动武装,跟随国军进剿,到处杀人放火,摧残工农组织,形势十分险恶。

毛泽东说他率三十一团退守井冈山上,严密布防,以井冈山的险要地形,国军是无法攻陷的。但山上所存粮食弹药不多,若持久作战,恐有弹尽粮绝之虞。你们的行踪,曾接到酃县同志的报告,闻你们先胜后败,退回龙溪十二洞,后来又闻你们向汝城桂东发展,为了减少山上粮弹消耗,及与你们连络,共商反围剿作战计划,乃决定以伍中豪指挥袁文才王佐部,及永新、遂川、宁冈各县赤卫队,固守井冈山,本人即率领三十一团两个营,经由井冈山南面山径,经十都到此,幸好能顺利的会合。今后我们红军主力必须集中行动,特别是在有敌情顾虑时更不能分散兵力,因为我们的兵力集中就可以消灭较多的敌军,分散则有被敌军各个消灭的危险,你们切勿忽视等语。

朱德当即问他:现在是否立即合力,扫荡湖南或江西一面之敌,以破坏国军的围剿计划?毛泽东说:我们暂时不能轻举妄动,破敌计划,仍须稍待时机,以他的估计,井冈山的粮食弹药,以现守山兵力,可维持一个月以上,目前尚无反攻之必要,我们主力应在外围活动,避开敌军主力之围歼,待敌疲劳松懈时,选择有利目标,各个击破之,方为万全之策。朱德听了,沉思片刻,乃说道:既然如此,就照我们的原定计划,拟在湖南之桂东、汝城,江西之上猷、崇义地区创造新苏区,待机行动。毛泽东同意了这个计划。

我们在桂东工作了几天,因避免湖南国军之攻击,又转移到江西之崇义、上猷两县毗连地区活动。当时,军部及二十八团驻于崇义县之思顺、古亭,二十九团驻于上猷之左安、鹅形,毛泽东率三十一团驻于上猷之营前墟。我们经常派出探员侦察江西、湖南两面的敌情,并特别关心井冈山的变化,对于部队训练,群众工作,亦都表现得特别的积极和紧强,充份的准备和敌军进行生死决斗。

在这一期间,毛泽东很少到军部,但来廿九团找我一次,并约我到营前墟他的驻地一次,所谈的问题是:红军中的政治工作,红军纪律,而以克服廿八团士兵的流氓习气,和廿九团士兵的农民意识为问题的中心。他对于廿九团第一营的失去,认为是重大损失,他对我的态度比前亲密,且常以克服困难,共同艰苦为勉励,使我一时觉得和他不难相处,心下甚慰。

二、袁崇全叛变与林彪升官

我军于八月二十三日转移到上猷、崇义地区工作,二十五日发生了廿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叛变事件。

袁崇全出身于黄埔军官学校,他与该团团长王尔琢是同期同学,贺叶军在潮汕失败后即跟随朱德,历任连营长,他平时沉默寡言,但作战尚勇敢,深得朱德和王尔琢喜爱,每在谈论干部时,常称他是一位颇有修养的军事干部。自攻郴州失败,又闻国军围剿井冈山,他精神颓丧,落落寡欢。是日早餐后,他以向外打游击之名,率领机关枪连及一个步兵连,向上猷县城方面进发。该营营部副官,以未奉有上级命令,事前又未谈及,事有可疑,立即跑到团部,将情形报告团长,王尔琢闻报,以事情紧急,且自信与袁素有情感,立即手持驳壳手枪,只身追赶,于接近队伍时,即大叫:各连立即停止。各连长闻命后,即在路上沿途就地停止前进。王尔琢继续追赶上前,通过了队伍行列,发现袁崇全带着四名传达兵仍向前跑,他即大叫停止,袁即手握驳壳站于路侧,待王尔琢接近时,即连放两枪,王应声倒地,当时毙命,袁仅带传达兵四人怆惶逃去。

朱德闻报,即与陈毅赶到现场,见王尔琢经已气绝身亡,登时放声痛哭,陈毅即命各连长率队同原驻地,并即掺扶朱德回部,为王办理身后各事。事件发生当日,我闻讯赶至军部,见朱德愁容满面,悲痛欲绝,我亦不免悲从中来,相对黯然。是晚我住在军部,共商善后。

晚餐之后,朱德靠在床上,我与陈毅坐于床前,我对朱德说:王团长遭此不幸,固属我们革命队伍里的重大损失,但我军正在准备回师井冈山,粉碎国军二次围剿之际,第二营营长不可一日无人,团长遗缺也要立即解决,请勿过于哀伤,考虑这两个人选问题,以免指挥无人,贻误大事。朱德凄然的说:“第二营四个连长都不如第一营第三连连长林彪,这是大家共知的,但若将林彪升任第二营营长,又恐第二营的连长不满,如何是好?我现在心里很乱,你们出点主意”。当时我和陈毅都认为林彪最好,年轻有为,骁勇善战,对党忠实,是本军最优秀的青年军官。经过研讨,陈毅提出:将第一营营长周子昆调任第二营营长,加强该营的领导,以林彪升任第一营营长,至于团长人选,论资历应以周子昆升任,但朱德认为他身体弱,缺乏朝气,唯有暂由他自己兼任。这个问题便于当天晚上解决了。

第二天公布人事调动命令后,全团干部都感满意。我和周子昆平时有私人往还,那天我曾到第一营营部访问他,谈及人事问题时,他对我表示:这次人事安排很合情理,并认为林彪青年有为,肯负责,有决心,前途极有希望。

军部将人事处理情形通知毛泽东,他对王尔琢之死,表示可惜,对袁崇全叛变表示不痛恨,并认为廿八团党的组织领导太弱了,此后应切实注意。林彪之升任营长,引起了他对林彪的注意。并由此引起他对加强红军中党的领导,及建立红军纪律的决心。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便是在此一期间定出的。

三、反围剿经过概况

九月十九日,接到井冈山方面情报:国军进攻井冈山以来,伤亡很大,但井冈山仍无法攻陷,但他们采取了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加上民团的报复行为,山下所有苏区的村庄概被烧抢剩尽了,被杀的工农群众亦颇不少,往日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地主富农阶级份子,在国军进攻时有不少叛变了,他们且带领敌人到处搜索。工农组织被摧毁殆尽,遍地残墙断瓦,农村变了废墟,其状甚惨。

八月下旬我军集中桂东时,湘军误以为红军集中进攻酃县,其占领宁冈之国军,已于八月三十日撤回酃县,严防我军进攻。江西方面之国军,仍盘据黄坳、龙源口及山下附近乡村,严密封锁,企图困死井冈山。

我们得到上述情报,朱德判断:国军之攻势已受到顿挫,现分兵驻守山下,正有利于我军各个击破,且我守山部队已超过一个月,深恐粮弹不继,有被困惫之虞,乃决先向黄坳进攻,继续扫荡龙源口,以解井冈山之围。当我军全部集中营前墟时,忽接探报:遂川县城国军刘士毅部有向上猷崇义进攻我军之企图,其前锋已抵达寺下墟。寺下墟位于营前墟之东北约八十华里,一天的行置可抵.我们曾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先消灭刘士毅部,再进攻黄坳。

作战计划大略如下:

(一)选择高车坳附近(寺下墟至营前墟之间)之有利地形为决战场。

(二)分两路前进,区分如下:

1、廿九团为左翼,经隘前向高车坳前进;

2、廿八团、三十一团为右翼,沿通寺下墟大路前进。

(三)各路军于到达高车坳附近时迅速占领有利阵地,把握时机,向敌退攻。

我军于次日上午四时即分路出发,我廿八团于上午九时左右即已到达预定战场,占领阵地,廿九团亦于稍后即到达,十时已发现国军先头部队,旋即向我廿八团阵地进攻,我军以吸引国军主力展开后再行反攻之目的,先取守势,至十一时三十分,国军主力已被吸住于我军阵地之前,乃即全线反攻,战斗不到一小时,即将国军全部击溃,向来路退却,我军立即跟踪追击,是晚午夜即占领遂川县城,追击之猛和路程之远为红四军作战以来的第一次。

是役缴获步枪四百余支、重机关枪六挺、弹药甚多。

九月下旬,扫荡了黄坳附近国军,回抵井冈山。那时山上守军及人民,均以番瓜、红薯为食,备极艰苦,见我主力胜利回师,欢喜若狂。十月一日,我军又进攻宁冈县城,将国军周浑元旅击溃,附近之国军及民团,亦旋即被肃清。地方的群众,当国军进攻时,多藏匿于深山中,闻红军胜利的消息,即扶老携幼,返回他们的村庄,面对着残垣断瓦,及荒芜了时田园,无不感到悲愤和凄怆。他们都缺乏粮食和衣物,人力又感不足,他们在互相帮助之下,重建他们简陋的家园,并很快的恢复了群众组织,准备着继续的斗争。

那时桂东已被国军阎仲儒部占领,其官兵多属四川人,他们素仰朱德威名。其中也有共产党人,他们把握着红军胜利的消息,进行煽动叛变宣传,争取了一百二十余人起义投入红军,朱毛即将该部编为特务营,以毕占云为营长。红军为了要乘机争取更多的国军来归,朱毛又亲率领全部红军向桂东县城进攻,阎仲儒闻风逃去,红军又占领桂东县城及广大乡村。

十一月初旬,江西国军周浑元旅一个团,乘红军主力在桂东之际,复占领了宁冈。红军闻讯,立即回师进攻,国军以强弱悬殊,迫得退守龙源口,红军跟踪追击,又将该团击溃,并乘机克复了永新县城。国军第二次围剿井冈山之役,至此已全线结束。

红军这次反围剿作战,打破了国军的围剿,收复了原有的苏区,从表面看,无论军事、政治都是胜利的,但官兵的伤亡,弹药的消耗,损失甚大,特别是攻郴州之役,除了伤亡外还丢了廿九团一个最好的营,我们认为得不偿失。至于人民的损失,更是无可估计,以后对第三次围剿采取了逃跑主义的决策,可说种因于此。

国军方面:进剿军只注意专力围攻井冈山,对于红军主力消遥活动于附近各县,视若无睹,我们认为国军指挥官当然知道:消灭红军主力之后,井冈山不攻自下。但他们不采这一有利的战略,原因是没有与红军主力决战的信心和决心。对于国军围攻井冈山的部署,犯了兵力过于分散的错误,形成处处薄弱的形势,予红军以各个击破之机。

遂川高车坳作战之役,刘士毅部有四个团,装备亦好,兵力对比,占着绝对优势,但因战术运用错误,以主力暴露于红军阵地之前,不知集中主力向翼侧进攻,致主战斗不到一小时即全线溃败,我当时就认为这次作战是侥幸的成功。至于国军剿共的“三光政策”迫使人民向中共一面倒,徒增加人民对国军的仇恨,于事无补。

四、毛泽东与朱德龃龉

朱德与毛泽东自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同年十月这一期间,发生了几件极不愉快的事件。

(一)六月下旬,廿八、廿九两团在新老七级岭作战,击败国军金汉鼎部时,缴获了几百枝步枪及几挺机枪,当时各团将缴获的枪械均先行补充自己的装备,并将自己不太好的枪械调换出来,剩余的即送到井冈山后方,以补充卅一团及地方赤卫队。毛泽东对此事大为不满,要朱德将一部份好的步枪和机枪补充卅一团。朱德则因各团已自行处理,不便再命各团交出,致没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理,毛泽东就指责朱德为“本位主义”。

(二)七月攻郴州之役,虽然是湖南省委的主张,其实是朱德有意藉此而离开井冈山,准备在湘南自行发展,摆脱毛泽东的控制;当时毛曾力加阻止,但朱德不理,仍执行攻郴州计划,又适遇国军第二次围剿井冈山,那次井冈山虽未被国军攻陷,但山下各县及区乡受国军摧残,损失甚大,当时毛泽东见形势险恶,便亲率卅一团主力离开井冈山到桂东,适在这时朱德部因攻郴州失败,部队停留在桂东整理,毛泽东则公开骂朱德是单纯军事观点的冒险主义者。

(三)九月十三日,击败国军刘士毅部占领遂川后,毛泽东要立即进攻黄坳,而朱德却想向赣南发展,致争持了相当时日,延至九月下旬才攻黄坳重回井冈山。毛泽东便骂朱德不顾根据地,有流寇思想。

以上三件事是荦荦大者。然则,朱德为什么不想回井冈山而想自由创造新局面?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毛泽东是个权力欲极强而又独裁的人物,凡事都自行决定,而且非常固执,处处都想控制朱德为他守住井冈山,使朱德不满。

(二)井冈山粮食十分缺乏,红军官兵常以番瓜作菜,蕃薯和米煮食,生活过于艰苦,致官兵多不愿在井冈山附近驻留,影响朱德的决策很大;为了改善官兵生活,则非急向外发展不可,故对毛泽东要以井冈山为中心,作波浪式的缓缓向外发展的计划。不感兴趣。

(三)毛泽东常反对湖南省委及中央的指示,朱德认为毛泽东完全为了他自己个人着想,有个人主义的思想;不惜反对上级,是严重的抗命错误,朱德不愿跟住毛泽东作抗命行为。

(四)红军前敌委员会是中央指示成立的,红军的一切行动决策及地方党工作的配合,均应由前敌委员会决定,但毛泽东为了便利自己独裁,就自行组织红军党与地方党的联席会议,以代替前敌委员会,将朱德和我等置诸于外,等于不愿我们参加决策会议,因此朱德就骂毛泽东独裁。

以上四点是构成朱德反对毛泽东领导的主要原因。

我对于朱毛的不和,认为主要的是因他们两人的个性相反有以致之。其原因如下:

(一)毛泽东处事独裁,一切军政措施均由他个人决定,不想他人干预,而且个性固执,不接纳他人的意见;朱德则有民主作风,凡事都和大家商量决定,然后施行。

(二)毛泽东处处以领袖自居,好似唯我独尊,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十分浓厚,而朱德则处处谦让,只求将事做好,而不顾个人利害与得失。

(三)毛泽东对人虚伪,凡事都转弯抹角,以达到目的;而朱德则凡事坦白,为人诚实,是则是,非则非,绝不假以辞色。

有了以上几种不同的性格,自然很难相处得融洽。不过我对毛泽东个人的观感,除了他缺点的一面外,他的聪明才智实非常人可及,是有许多地方使人佩服的,比如:

(一)他不是军人,但他提出红军作战时的战略战术观点是正确的,如:战略持久战,战术速决战,战略一当十,战术十当一;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积小胜为大胜,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及“乡村包围城市”……等,确是劣势对优势作战的不易原则。

(二)他有组织天才,如,井冈山附近县、区乡的党及民众组织,能很快的建立起来,并领导他们配合斗争。

(三)选择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缓缓向外围发展,逐渐扩大苏区,以至达到夺取全国政权,这种远大的政治思想,是正确的而且是比较稳健的办法。

(四)他对中国革命坚持武装斗争,必须争取广大农民为斗争的主力,也是正确的,显见他的眼光有独到之处。

在当时来说,毛泽东的才智有领导革命的条件,但可惜的是和他相处不易,所以我对他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

对于朱德的优良品德则有:

(一)他凡事公开,不隐瞒,不欺诈。

(二)对人态度诚恳,不作伪。

(三)对革命的态度忠诚,他认为只是尽他的责任。他常对我们说:他的年龄老了,不可能享受革命的胜利果实,只希望能替穷苦的人民及你们青年人铺平革命的道路。

(四)坦白,有“无事不可对人言”的作风。

他的坦白程度,我举两个他亲口说的有趣事情为例。

(一)大约是一九二二年,他由四川来到上海,带有六万元银洋,还有四个美丽的姨太太,他自知过去之非,准备参加革命工作,而且决心要到德国去留学,为了处置这四个姨太大,就和她们开了一次圆桌会议,当时他对她们说:现在我不做军阀了,我要做一个革命者,凡是革命者,只许有一位太太,现在我尚有存款五万多元,除二万元留作我出国留学之外,还有三万多元,可分作四份,每份有八千元,你们每人一份,但我只留一个太太,谁愿跟我?请你们自己决定。当时四位姨太太都争着要跟他,无法解决,他乃采取抽签的办法,结果最美丽的那位姓贺的四姨太抽得,其余的三位立即给资遣散。

(二)朱德和他那位贺氏太大到德国后,因她年青貌美,又喜欢交际,于是她经常和中国的留学生来往,不久便有许多留学生追求,而她又毫不隐瞒的原原本本告诉了朱德。有一天,她将一大包情书交给朱德,并对他说:你替我看看这些情书,以你的判断那一位男朋友最可靠?朱德看完了这些情书。很诚恳的对贺氏说:你喜欢那一个都可,我绝不反对。你自己的钱和衣物全部都可以带去,不过你要小心,若到了你没有办法时,可再来找我。贺氏听他这般说,便跟一位留学生去了,可是不到半年,贺氏的钱花光了,她的爱人也无法维持她,于是她又再去找朱德,要求重拾旧欢,再做他的太太。朱德又同意她回来,以后并和她一同到苏联去。

一九二六年秋初,朱德先行回国,贺氏则于一九二七年夏天才由苏联经北平到武汉。南昌暴动时,她去了上海替党中央做交通连络工作,又和一位情夫同居,党知道了,以她有泄漏党的机密之嫌疑,党中央便派特务人员将她刺杀,命中两枪而未致命,她便和情夫逃去无踪。

如上所述,可见朱德为人如何。

朱、毛之龃龉,只是开端,以后还是继续发展,他们两人之合作能够维持到中国大陆变色之后,此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以毛泽东那种眦睚必报的胸怀,则朱德的失势及被毛林斗批,此乃意料中事,也是必然的发展,不足为奇。

五、我离开了红四军

一九二八年十月间,毛泽正、朱德和我率领红四军进攻阎仲儒,占领桂东,正在开展群众工作的时候,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朱汝湘又到桂东,传达党中央调我到长沙工作的指示,当日召集了朱、毛、陈毅及我等人,宣布新的中共中央(是在莫斯科召开六全大会改组了的中央,向忠发为书记,李立三、周恩来分任组织、宣传两部长,八月间回抵上海工作,所以称为新中央)为了要展开湖南全省革命斗争,必须要将湖南省委会由江西之安源矿区迁回长沙,同时要恢复长沙市委会,以领导长沙工人斗争,现因湘籍同志都不能在长沙活动,特调龚楚同志到长沙,首先建立长沙市委会,由龚楚同志任书记,同时要积极建立以长沙为中心的各地特委会的紧密连系,准备湖南省委会迁回长沙时即由龚楚同志为书记领导湖南党的工作。关于今后连络问题,龚楚同志可先到资兴龙溪十二洞与湘南特委连络,再由湘南特委介绍龚同志和郴州县委连络。至于白区工作经费将由中央补助,请龚楚同志早日起程。

毛泽东听了这一个报告,立即说:龚楚同志到长沙去领导湖南党务及工农运动,是最适当的人选,我赞成他去。

朱德即要我考虑清楚,并对我说:你在军队工作已久,转变地方工作环境,不一定适合,而且我们红四军实在需要你,尤其是廿九团的领导,你离开后,我很躭心……。看他的表情,确有依依不舍之意。

此时杜修经立即说:龚同志你必须要去,因为这是党中央的决定。

我接到党中央的命令,令我有点迷惘。因为我与红四军的关系太深了,特别是廿九团是我手创的,朱德、陈毅等又和我工作了大半年,从来没有闹过意见,而今一旦离开,心情总有点难过,而且新调的工作任务重大而艰苦,我是否胜任?这是我没有把握的,不去吗?我是个老党员,岂能违抗党的命令,于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只得压制着难说的心情,接受党交给我的新任务。

我奉调的消息,很快时被红四军的同志知道了,那天晚上,廿八团第二营营长周子昆,廿九团的团、营长及各连党代表都跑来团部问我,并为我的离开表示深切的关怀。甚至有几位党代表希望和我同去长沙,协助我工作,他们那种殷殷惜别之情,至今使我回想起来,仍感叹不已。

那晚我决定带彭堃同志一同去,一方面是应她的坚决请求,同时我觉得总有一个助手较方便。出发之前,毛泽东送了六十个银洋给我做旅费,朱德要我在廿九团选一排武装护送我到龙溪十二洞。

次日,我在晨光曦微时,黯然离开了队伍向着新的环境迈进。

第二天的下午到达了龙溪十二洞,首先和资兴县的赤卫除负责人李奇中同志(他是我的旧同事)取得连络,我们在此再度重逢,喜不自承。他就请我们到他所住的一间造纸厂内休息,并请我吃饭。我要他替我找湘南特委来,他立即对我说:不用找了,我现在就兼任特委书记呀!我为之大喜。

晚上,他将一切情形告诉我:“从这儿向前直走,沿途都是国军的封锁线,反动地主组织的挨户团、自卫队、守望队,到处都设下哨岗。最可恼的是以前土匪胡凤璋部队,因它们曾和红军数度作战,是我们的死对头,被湖南省主席何键所赏识,收编他们为保安团,并委胡为湘南区保安副司令,现正驻在汝城,虎视耽耽的窥伺着红军的动态。所以你们的行动须要特别谨慎,幸勿大意,否则就有生命危险”。

我自知兵力单薄,但身负重要任务,不能不冒险前进,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在龙溪十二洞休息了一天,由一位资兴的同志带路,沿着山僻小径行走。当晚到达汝城县属,距山店八里的一个只有七户人家的小村落休息。这个小村落四面环山,有一条涓涓小溪流过村前。竹篱茅舍,非常幽静,我们便在这小村落里宿营。我为了谨慎起见,派了一个同志向山店警戒。另外派了一位同志化装农民去山店侦察。值察同志回来报告:山店并无敌情。我们便毫无顾虑的安然去睡了。

第二天,晨光初晓,哨兵发现敌人,放枪示警。跟着枪声和喊杀声大作,整个山谷中轰动起来,我们已被包围住了。幸喜有松林和野草作掩蔽。我即率领队伍向屋后高山爬越,希望能突出敌人的包围圈,并可在山上居高临下抵御敌人的攻击。可是,我们爬至半山,山顶已被服装不整齐的敌人占据了。此时我们已上下有敌,在密集的火网下,我们的二十多个武装同志已有五六人受伤,其余四散奔逃。女政工同志彭堃也踪迹不明。我见形势险恶,便就地一滚钻入草丛深处,希望避免敌人的发现。

许多同志被敌人俘虏了,我潜匿在草丛中清晰地听到他们被捕时的挣扎声和被毒打的惨叫声。他们的声音似根针不断的刺在我的心上。我含着仇恨和愤怒的心情,静候着难以想象的变化。

因草丛深密,地势凹凸不平,敌人两次搜索都没有发现我。到了下午四时许,敌人顾虑我们还有人潜伏草丛深处,放火将草丛焚烧,火从风势,风助火威,顷刻便蔓延起来。不久,火已逼近到我潜伏之处。在不远的小高地上,还有两个敌人荷枪实弹上着刺刀,注视着燃烧的地方,不时还将刺刀向草丛中乱戳,这时,我惟有向着未燃烧的草丛中爬过去,但火在四周蔓燃,我的衣服也烧着了,我急忙甩手将它按息。一股炽烈的热浪向我冲来,使我几乎窒息。我真忍受不住了,正欲拿左轮手枪准备自杀,忽见那个守望的敌兵自动的走了,大概是他要避开火焰的侵袭。我顿觉机会难逢,求生的念头使我恢复了清醒,便鼓起勇气,从火海中一直滚落到山腰的田边,很快的藏入一个仅可容身的土洞中,昏昏沉沉的伏着不动。

黄昏过后,明月当空,这大是十月廿八日(农历九月十六日)晚风拂过我的脸,使我打了几个寒噤。这时,我才发觉身上的衣服烧破了,头部、手部、足部都被火灼伤,再仔细检视身上物品,中共湖南特委给我赴郴县良田墟和长沙的介绍信及连络地址,全在火场中遗失了!我孤零零的呆坐在荒凉的山岗上,万念纷集,百感丛生。

略一定神,月亮已在偏东天空上,才辨清了方向,估计此地离乐昌我的家乡约有一百多华里。便决定先回家去疗治火伤,休息些时,再作打算。于是便拖着疲惫和伤痛的身躯,一步高一步低地走着。昼伏夜行,在天未亮前便躲到偏僻山间的稻田草堆中。饥饿时,只靠喝些泉水来维持这一线的生命。艰难走了两个通宵,总算幸运的抵达家门。母亲见我归来,含泪为我裹伤涂药,慈爱与怜惜,使我忘记了一切的痛苦。

我的母亲受的是旧式教育,她很钟爱儿子,并了解我正从事革命工作,她不但不反对,而且还鼓励我要谨慎行藏,因之,她对我的行动极端的保持秘密,只将我回到乐昌的消息秘密地转告乐昌县共党的地下工作同志。所以我很快的便和中共北江特委取得连络。

最难得是我的同村青年和朋友们,他们并不因我参加中共连累他们,使他们遭到政府的罚款和其它的损失而发生怨恨,反而在我疗伤期间,他们为了我的安全,夜间轮流在村外放哨,提防敌人的搜查。热情厚谊,使我感到无限的安慰。

我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便将生命投入一个不断高涨时革命浪潮中,由组织北江农民运动,农军北上,南昌暴动,潮汕失败,湘南斗争,开展井冈山苏区工作,以迄汝城山店附近的火海余生。在这过程中,每天都在紧张而危险的情况下工作,唯一的愿望是怎样地去完成党所赋予我的任务;从没有能静静的去反省过一下,究竟我所做的工作,它的代价是什么?在这廿一天的病榻中,使我想起了许多问题。

我参加革命的志愿,是希望能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继续发展,可是,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忌,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这些问题,使我感到无限的困惑和烦扰。

同时,我更想到我们的红军,是共产革命的武装,它的任务是要以战争来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以推翻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在不断的战争中,战死沙场的,并不是高级统治者的本身,而是破了产的工农贫苦大众的士兵和中下级的军官。战争的结果,还不是贫苦工农的自相残杀吗?谁无父母,谁无兄弟,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类?

我睡在床上,反复的想着,越想越想不通。我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开始发生了怀疑。不过,这时候国民党方面,已出了二万元赏金通缉我,势成骑虎,不得不继续跟着共产党走。

在病榻中,我派了一位汝城籍的老工人杨聋古,到汝城去打探在山店附近被捕同志的情况,他回来告诉我:在山店附近被捕的红军,都解到汝城枪杀了,其中一位女同志,她在临刑时,还高呼共产党万岁!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非常难过。对那些在生死患难中的亲密同志悼念不已。虽然我这时对党的作风,已有了怀疑。但却给这一消息激起了我的愤怒。

在慈母的爱护下,休养了廿一天,身体已经复原,脸上的伤痕也已经褪去。当时我接到广东省委的通知,要我到乐昌黄圃乡,出席指导全县党代表会议。那时乐昌县委书记李光中,已建立了三个支部。我参加了两天会议,检讨了过去的工作和拟定了发展组织的计划,便又乘夜赶回家中。母亲告诉我:刚才接到在县府工作的亲戚通知,韶关的中共秘密机关已被破获,捕去负责人二名,并供出你已潜回乐昌。县长刘应福(第二次来乐昌当县长)正在派人查缉你。我闻讯之后,立即搬到一个亲戚家里藏匿,并派人与韶关东河坝北江特委通讯连络站连络;确知韶关党的机关已被破获,搜出印刷机和很多印刷文件,捕去两个向志。但特委通讯处未受影响。当晚我步行到韶关,匿居在东河坝一个农民刘福家里。由一位广西籍的共产党的国军军官处,借了一套军服及胸章,于第二天早晨,我化装成国军军官乘南下的火车经广州到达香港。至于我被调的湖南省工作职务,此时党中央已另行派人充任了。

共产党员对党龄与阶级成份(工人为主)及其历史关系,是很重视的。那时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黄超,组织部长卢永次,他们两人都是工人出身。在当时党中央虽未指定我在省委担任什么职务,但一切重要决策,他们都和我商量,征询我的意见。在这一期间,我主持了一个军事研究班。积极培养军事干部。训练的科目特别注重大城市中暴动时的巷战战术,与夜间作战的通讯连络之研究。

一九二九年一月,这时,党中央已注意在国军内进行策反的工作,广东省委由广州及各县调来了二十个同志接受渗入国军府策反工作训练,这项训练工作,亦由我和石迟锋同志负责(石是四川人,出身于黄埔军校)。石的军政理论很好,但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所以我的工作特别繁重。同时,为了展开宣传工作,首先筹办了一张小报“正义报”,在一九二九年二月,又创办“香港日报”,这都是我暗中策划的,由于我没有公开出面,所以很少人认识我的真面目。

我在香港工作的这段时间,使我认识了中国社会上存有许多普遍品质上的毛病,中国工人阶级也不能例外,党认为工人阶级的革命品质最好,只有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才能彻底实现,我对这种理论觉得很有问题。

因为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家,由于农村经济破产与雏型工业的兴起,农民才流入城市,蜕变为工人。所以他们仍保留着浓厚的农民意识和半封建的保守观念。所以他们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是薄弱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的表现,有时反而不及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富于革命性和坚强的毅力。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东方白 来源:龚楚将军回忆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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