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7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了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代表人士三十六人。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这篇出自毛泽东笔下的社论,第一次点出有一个“章罗同盟”,定罗隆基为帅上之帅,还说:“……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社论斥责他们“呼风唤雨,推涛逐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见毛选第五卷435页)
如此疾言厉色的声讨,如同雷霆万钧,把整个中国震得山河失色。民盟和其他一些在鸣放中发表过一些“错误言论”的知识分子,统统陷入了被围剿的境地。
就在章伯钧、罗隆基、浦熙修们在北京被《人民日报》“七一”社论追讨得无处藏匿,三番五次做着屈辱的检讨和互相揭发之际,社论作者毛泽东已经南下。七月八日,他在上海说:“对这些右派,我们正在围剿。”(见毛选第五卷442页)此时离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公开号召反右正好一个月。毛泽东认为:在这一个月里,鸣放中最有问题的两张报纸,光明日报“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而文汇报呢,虽然作了自我批评,但“根本上没有作自我批评”。相反,还“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欠债是要还的,文汇报何时开始还这笔债呢?”
毛泽东为什么死揪住文汇报不放?这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暂且不表。我们感兴趣的是毛泽东这个时候在上海与各界知识分子代表的一次会见,以及此时得以觐见龙颜的各界知识分子的表情。
个人崇拜重新归来
七月七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了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代表人士三十六人。
在这种场合下,毛泽东显得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他看见以前见过一面的科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谈家桢,颇为江湖地称呼道:“谈先生!老朋友!”以至谈家桢激动地说:“他和我只见过一次面就记得了”。毛泽东还记得导演应云卫“到过延安”,“去榆林拍电影”(按:指1946年应云卫到内蒙拍《塞上风云》)。在与血吸虫病专家苏德隆寒暄时,毛问黄浦江里有没有血吸虫?苏德隆得知毛想横渡黄浦江后说:黄浦江里没有血吸虫,但是有伤寒病菌。劝毛不要在黄浦江里游泳。毛开始发挥他的辩证法:医生的小心固然好,但我们还得要大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就全面了。这又被复旦大学教授漆琪生感叹道:“主席的小心与大胆比喻,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与统一的辨证关系。亦即指出了我们和右派分子斗争时,必须小心和大胆结合起来,工作就做得更好”。毛泽东说看过漆琪生教授写的文章,漆教授“又兴奋,又惭愧”,“总的一句话,毛主席对我们这么关怀,我们怎么能不听毛主席的话,不跟毛主席走呢!”毛泽东看见著名教授、历史学家束世澄头发已经斑白,就问束“现在还上课不?”束答道:“还在上。”毛泽东关切地说:“可以不上课了,只要指导别人就行了。”束世澄事后激动不已:“其实我的年纪比主席小,他还在日理万几(按:原文如此)为人民操劳,却要我休息了。而主席的谈话又是如此亲切,真是像老朋友一样。这怎能不叫人感动?”“从去年起我看过几次主席的照片,总觉得他显得有些苍老,我一直怀念他老人家这几年是太辛苦了。但见面后,觉得他比照片上年轻得多,身体非常健壮,他还说要横渡浦江。看到主席这样精神,真是我莫大的安慰。”……
几乎所有人都被领袖的风度迷住了。“谦虚”、“诚恳”、“慈爱”、“非常亲切”、“像老朋友一样”……。黄宗英观察得很仔细:“有的以前见过的,他一看见就叫得出名字,知道在搞什么工作;有的初见,但在临别一一握手时,主席都叫得出姓名了。”这种“对每个人工作和生活的关心”,让被关心者“非常感动”“非常激动”……
失眠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此次受到毛泽东接见,使得原先靠安眠药入睡的,激动得非要加大了剂量才能入睡。可也有相反的,束世澄是一位。他说:“方才几位同志都说见到了毛主席后回到家里,几乎一夜睡不着觉。我却和大家相反。前几天我一向上床不容易睡着。但是见到主席后,我一上床就睡着了。因为听毛主席说,右派反过之后,整风整过后,中国马上就要大大好起来。我就感到心安理得,为从来所未有。问题只在目前如何热情坚决的投入战斗,今后如何更努力的搞好工作。”
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挑战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中共党内也对七大以来对于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崇拜作了反思。毛泽东开始从“神坛”不无失落地逐渐回到“人间”。然而一场反右,让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重新归来,七月七日对上海各界人士的接见就是其中的精彩一幕。毛泽东很成功。
听听当时的各界代表们还怎么说——
李锐夫(华东师大教授):“毛主席胸襟伟大,给我们莫大的鼓舞。”
漆琪生:“主席讲话的态度既慈爱又庄严,使我们肃然起敬。”“毛主席的谈话给予我们无穷的力量。……短短一席话,对我的教育真是终生受益无穷。”
周煦良(翻译家、教授):“这次见面,真是毕生难忘。”
笪移今是复旦大学教授,他曾是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的撰稿人,还做过代主编,又是九三学社发起人。这时的储安平已经被批判得连上医院看病都不敢报自己的名字。笪移今说:“主席的每一句话都包含着深刻的思想性和哲学意味,发人深思。”“主席的话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是推动我前进的动力。主席的谈话一贯是那样轻松而富有生命力。……主席态度谦虚、亲切、诚恳,真使人感动得无以言喻,对人的启发和帮助很大。”笪移今特别强调:“的确,人民是选对了自己所敬爱的领袖。”
苏德隆(牛津大学医学博士、哲学博士):“主席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后来在“文革”中被整死的著名导演郑君里提出了“元帅”和“慈母”的说法。他说:“这次毛主席来到上海,正好是上海反右斗争到达高潮而且已经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我能够看到毛主席,除了极度兴奋之外,还有二种心情,一是自己作为反右派斗争行列中的一个小兵,看到毛主席像是看到了指挥全军的元帅上了火线一样,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另一种心情又像是久离父母的孩子重新见到了慈母。我更觉得毛主席既是我们的元帅,又是我们的慈母。”
翻译家罗稷南的提法也很新,他说毛泽东是“我们国家的元首,近代世界的大思想家”。毛泽东是“国家元首”是事实,但当年很少有人这么说。“近代世界的大思想家”是个创新的概括。
细细咀嚼对毛泽东的这些赞美,再想想九年后“文革”中对毛泽东的“三忠于”“四个伟大”之类,就不觉得太突兀了。只是这些赞美都出自于当时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之口。
主动申请继续改造
当然,回头看这段历史,很难说,当年的那些赞美都出于真心。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鸣放期间也提了许多意见,反右来了,谁也吃不准自己离“右派”还有多远,心中不免七上八下。二〇〇三年黄宗英回忆说,听说毛主席晚上要接见,当时“反右已风起云涌,我忐忑不安想请假不出席,怕的是会被点名发言。”一同被召见的黄宗英的丈夫赵丹虽故作镇静,但其实“那些日子特烦躁”,“他正为老友钟惦棐《电影的锣鼓》和他自己的《炉边夜话》在挂钩上纲写检查。同时还要为参加中宣部一次‘扩大会议’、聆听了毛主席讲话后与石挥他们合写的一篇文章写检查。”上海信谊药厂总经理、民建中央委员陈铭珊说:“市委统战部电话通知我马上去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我不知道什么事情,赶到那里一看,只见灯火辉煌,已经有好多人坐着。一进门就看到毛泽东主席站在那里讲话,使我惊喜不已。我悄悄地坐在后面。咖啡厅里是分团桌坐的,毛主席讲话后,还过来同大家交谈。当他坐到我所在的一桌时,有人介绍到我说:‘这是陈铭珊。’毛主席说:‘噢!上海有个陈铭珊,北京有个陈铭德嘛!’当时反右运动已经开始,北京陈铭德已被划为右派。我听后心中很吃惊,不知这话是什么意思。毛主席与我们交谈了一会,临离开之前补充了一句:‘我刚才说北京有个陈铭德,是为了便于记忆。’他这一解释,才使我如释重负。”(中共党史出版社《毛泽东在上海》)
受到领袖的接见,在当时人们看来,等同于劳动模范。黄宗英说:“我和赵丹在七七晚上见过毛主席后,第二天一清早,就把这大喜事告诉了我们的孩子,孩子高兴极了,问我们:‘毛主席为什么找你们谈话啊,你们是劳动模范吗?’我们听了很惭愧……”尽管不是劳模,但无论如何都是领袖路线上的人了,所以在座谈会上,大家先是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接着开始检讨自己。
谈家桢说:“我参加过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对中央方针应该了解得很清楚,但是回到上海以后,像进了迷魂阵一样。想想自己在大鸣大放中也犯了一些错误:随波逐浪,在有些对党的意见中,不免夸大了缺点,对解放来的三反、思想改造运动、教学改革、科学体制和学习苏联等存在着的片面的缺点有夸大为全面缺点的感觉。这说明自己在思想上,还没有明辨大是大非,立场模糊。”“有些论点却和右派分子的论点不自觉地起了共鸣作用”。谈同时强调了“当时各方面的压力大”的客观因素。周煦良说:“我的思想也有些糊里糊涂,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又表现得不够坚决,我一直想要多写文章,也打好了几篇腹稿,但一直没有写出来。”束世澄说:“在这次反右斗争开始之前,我自己就很糊涂,对问题看不清。”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丁善德自己鸣放中没有什么过失,但也代上海同行们检讨:“我们音乐界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非政治倾向,对这样重大的反右派斗争还不够关心,感情上没有像工农同志那样强烈的痛恨,这说明我们音乐界的政治觉悟还不高。”……
因为多少都犯了些错误,或者在政治上多少也有些糊里糊涂,现经领袖一接见,大家无不觉得“惭愧”、“很惭愧”、“非常惭愧”。纷纷表态:要继续改造自己!
电影导演沈浮说:“相信在这一反右斗争中,我们知识分子一定能得到深刻的教育。我个人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所得到的教育,就是比过去历次运动所获得的教益都大。我把这次斗争就视做火热的斗争,愿在这次斗争中求得改造。我是这样想,并且也是这样做。”电影导演应云卫说:“毛主席见到我,我觉得就好像在问我改造好了没有。主席这样亲切,一方面鼓励我们要好好工作生产,一方面要我们好好改造。”笪移今说得最彻底:“投入反右派的斗争,是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最好机会,……对于这次与毛主席的见面,光感到对知识分子的亲切和关怀是不够的。我们为报谢毛主席恩意,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坚决改造自己,我相信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也就是要我们勇敢地继续进行思想改造。而这次投入反右派斗争,就是一个最好的改造自己的考验和锻炼。只有经过不断的改造和提高,才能……”
当年,知识分子日子不好过。进入一九四九年以来,毛泽东一直把他们称为“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他们有“尾巴”,并时不时“翘尾巴”。他们因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夹着尾巴”做人,不断接受“改造”。特别是在历时一年的全国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中,知识分子更是被侮辱性地“脱裤”、“洗澡”、“下楼”。接着不少人又在“反胡风”运动中沉没。知识分子对于思想改造,有疑惑,有不满,只是绝大多数敢怒不敢言。下文提到的上影五次座谈会积极分子、导演白沉一九五四年就已沉不住气,当着视察上影厂的全国人民代表许广平面说:“思想改造,一次一次又一次,无尽无休,这种做法比当年的保甲制度不是有过之无不及吗?日本人、国民党再厉害也没有兜你的老底呀!”(见1957年8月11日《新民晚报》)好不容易一九五六年有了“双百方针”,说知识分子经过改造已经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以为从此可以脱掉资产阶级的帽子,以为从此可以与自卑、屈辱的“改造”二字说拜拜了,又有了鼓励知识分子说话的“鸣放”,多少人压抑多年的心里话一吐为快!然而,不过一百天,就遭遇上了反右。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反右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又被公开地正式地戴上了“资产阶级”帽子,继续走上漫无边际的“改造”之路。然而,奇怪的是,在此前的七月十日,在毛泽东接见之后《文汇报》召集的座谈会上,许多知识分子就已经伸手主动要求继续“改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