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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跃君:香港和开曼群岛一样被全球资本青睐 现在冰火两重天

——法制社会与香港的悲剧

与香港情况类似的、迄今还是英属的开曼群岛,仅6万人口的小岛,全世界50家最大银行中有47家在岛上有分行,岛上注册有4万多家公司,590家银行和信托公司,475家保险公司······那里的老百姓不用干活,就可以达到人均产值5.63万美元(2017),2008年甚至达到8.33万美元。凭什么?就凭法制,全世界的大小企业都相信存放在那里的资产可以得到法律保障,所以都愿意将资产堆到那个小小的岛屿上。该岛政府就是靠法制来卖钱。

香港事件牵动着海内外华人的心,也牵动着西方世界的政界与社会。笔者分别在90年代和新世纪去过两次香港,为九龙市中心的人山人海和亚洲式的经济活跃而震撼。尽管笔者在香港没有亲友,但还是心系香港。

香港从一个渔村而发展成亚洲金融中心,一个没有自然资源的瘠土达到人均产值50542美元(2019),超越英、德、法。香港发展就靠两点:法制与低税收——低税收不稀奇,最早在台湾、现在在大陆都划出许多自由贸易区。所以香港的成功最主要是靠法制。

美国的“世界正义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发布的2018/19年度“法治指数”(Rule of Law Index),香港法制的世界排名第16位,大陆第82位(共126国,丹麦第1位,挪威第2位,芬兰第3位,德国第6位,美国第20位,越南第81位)。

德国“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颁布的2018年度全球政府“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香港排名第14位,大陆第87位(共180国,丹麦第1位,新西兰第2位,德国第11位,美国第22位,越南第113位)。

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最重要的社会支柱不是民主,而是法制。与香港情况类似的、迄今还是英属的开曼群岛,仅6万人口的小岛,全世界50家最大银行中有47家在岛上有分行,岛上注册有4万多家公司,590家银行和信托公司,475家保险公司······那里的老百姓不用干活,就可以达到人均产值5.63万美元(2017),2008年甚至达到8.33万美元。凭什么?就凭法制,全世界的大小企业都相信存放在那里的资产可以得到法律保障,所以都愿意将资产堆到那个小小的岛屿上。该岛政府就是靠法制来卖钱,把吸收资金的办事处都开到香港,吸收大批大陆和香港资本,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凤凰卫视、长江等都在岛上设在机构。

所以有人说,中国政府要扶持深圳或上海来替代香港,那是天方夜谭。并不是深圳人民和上海人民没有香港人民勤劳与智慧,而是在整个大陆就缺少产生世界级金融中心的制度——谁能在中国大陆的1万多家各级法院中,找到一家没有“党的领导”、即没有专制毒素的法院?

中共高级官员都不惜代价地把自己的白钱黑钱转移到海外,还能指望全世界富人的热钱都藏到上海或深圳的银行?那些高官不仅要把钱藏到国外,甚至要把自己的子女都要藏到国外,因为在一个专制体系下人人自危,昨天显赫一世的高官或富豪,明天就可能成为死囚,没收所有家产。

中共官方总是宣称中国施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不是你说搞社会主义就真的在搞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是民主政治,中共却把民主视作“敌对势力”;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保障与社会公正,中国是全世界少有几个老百姓生老病死都无保障的国家,衡量贫富差异的基尼系数都差于最资本主义的美国,政府廉洁在全世界排名中倒数第几······所以,中国唯一留下的是“有中国特色”,其“特色”就是废除法制,即中国实际施行的是“没有法制的封建主义”。

香港曾经是伦敦政府殖民地,被打造成亚洲四小龙之一,因为伦敦政府所代表的英国是个法制社会,香港是规模更大的开曼群岛;1997年后香港转为北京政府殖民地,何去何从一片迷茫,因为北京政府就是以废除法制为其执政手段的。

1990年笔者去台湾参观,为台湾学生作了一场报告,对岛内气氛感到非常惊奇,太政治化了。一位香港学生就对我说:香港老百姓就从不关心政治,人人都围着钱转。我说是的,是因为香港有法制和人权保障,所以平民百姓不用去关心政治,各自忙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这本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形态。但1997年后北京政府会不断侵蚀香港的法制生活,改变香港社会。到了那个时候,香港市民不是愿或不愿意、而是被迫起来抵制。我就担心,香港将会比今日的台湾还要政治化——笔者说这话已过去了近30年,今年6月9日,700万香港人中有200多万走上街头,香港政治化到了公民起义的程度。

说是香港,其实主要由香港岛与九龙半岛两部分组成。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同意永久割让香港岛给英国;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中国同意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南部给英国。直到1998年6月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国同意英国租借九龙半岛北部99年。所以严格按照国际法,1997年英国归还的应当只有九龙半岛的北部。但英国毕竟是民主国家,二战后放弃了许多海外殖民地,所以也同意将整个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有人认为这是邓小平的强硬,这点不对。1860年后清政府在俄国的枪口下也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例如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被割让的中、俄、朝三国交界处的良港和海上军事要地海参崴,仅仅1900年在“庚子俄难”中被俄国强占的江东六十四屯,面积都大于香港。1929年斯大林苏联还强占了中国的黑瞎子岛等,为什么邓小平连吱一声都不敢呢?

上图:海参崴的今天

当时归还香港主权是有前提的,即主权归还给中国,治权归还给香港人民——港人治港,一国两制,保持港人独立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和终审权(香港终审权不在北京!),且五十年不变(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中共官方将“一国两制”解释成大陆搞社会主义,香港搞资本主义,这不符合事实,因为大陆当时正在搞没有劳工保障、却有党的操控的原始资本主义(现在还在推行19世纪原始资本主义的12小时工作制“九九六制”),而香港搞比大陆还要多的社会主义(在教育、医疗等各方面)。所以,这里的“两制”只能是指:大陆没有民主法制,却容许香港保留民主法制。

“一国两制”并不是邓小平首创,而是毛泽东首创。中国32个省市中,有5个不称为“省”,而称“自治区”。顾名思义,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的1949年就已经确认这些地区的人民享有自治权利,容许有与其它省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即“一国两制”。但事实上这些纸面上的“自治”从来没有兑现过,那些自治区也同样接受党的领导,同样经历反右、饥荒、文革等所有汉民族经历过的苦难。

这次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回答记者问时说,根据1984年中英条约,即根据“一国两制”原则,香港人民享有比大陆人民更多的权利与自由。这点没有完全说对。根据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大陆人民应当享有与香港人民同等的权利与自由,但这些自由全被北京政府剥夺了,而伦敦政府却保障了香港人民的这些权利。所谓“一国两制”,就是香港主权移交给北京政府后,不能剥夺香港人民的这些权利,这些权利既是英国法律、也是中国宪法赋予香港人民——香港事件之所以牵动西方社会的神经,因为在世界史上,似乎还很少有过一个先例,本来拥有人权和法制的社会,仅仅因为历史原因而发生的主权移交,这些地区的人民居然因此被剥夺了人权与法制。

1990年李嘉诚问邓小平,“一国两制”只是答应保持50年,那50年之后呢?邓小平马上说:“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更没有变的道理!”显然,邓小平还是非常清楚这一关系,香港的制度其实就是大陆未来发展的方向,当年的国际社会也都是这么期望着:中国的未来将从经济开放发展到政治开放,走向民主与法制,越来越多地融入到现代文明世界。换句话说,未来的中国不应当永久维持“一国两制”,而应当回归到“一国一制”,但这是大陆发展成为香港,而不是香港变成大陆。如果大陆像香港那样也建立了民主与法制,中国不就自然实现了“一国一制”。

本来,大陆与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相安无事,各自发展就可以了。但北京政府是个专制政权,在权力欲得驱动下,想方设法要控制香港,要把专制毒素渗透到香港社会。2003年在北京政府授意下,想修改香港基本法第23条,禁止叛国、分裂国家、窃取国家机密、与境外组织联系等行为,这些语焉不详的内容都可以成为限制香港市民自由的棍子,遭到市民的全力抗议而废除。

本来确定2017年普选香港行政长官、2020年普选立法院议员,没想到2014年北京单方面宣布行政长官的产生方式,即取消前面许诺,这就导致香港很大规模的占中运动或雨伞运动,香港民众与北京政府的裂痕越来越大。

现在习近平当政,典型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面对美国特朗普贸易战,那些只会拍马奉承、没有自由精神的幕僚连连误判,贸易战节节败退,已经在号召中国人民重新吃草了。但对国内政治却越来越折腾,越来越倒退。本来人们良好的希望是“大陆香港化”,现在他却冒天下之大不韪,推行完全相反的道路:“香港大陆化,大陆北韩化。”

为了灭绝香港的民间政治力量,强推“送中条例”。所以,香港民众反抗“送中条例”,是在争取香港民主,维护香港法制。即香港民众要奋起抵抗“香港大陆化”,大陆民众要奋起抵御“大陆北韩化”。专制政权是一体,人民永远是专制政权的对立面,你不抵御,你就只能被专制者任意宰割。这,可能就是香港市民奋起反抗的起因,也是目的。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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