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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洁琪|向遇害的10岁中日男孩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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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六点多醒来,读到新闻,深圳日本人学校的10岁男孩遇刺后身亡。那一刻,心被一股黑暗的力量拉着往下坠,大脑像胶片播放,无序地闪现着我在日本短暂生活时的场景,闪烁着那时的光影,伴随着那时的声音。最后定格在那个下午,在京都银阁寺脚下,一群天真烂漫的日本孩子背着书包放学,经过石桥,看见了骑车买菜的我,用可爱的童声大声喊,“Yitongおかあさんokaasan(我女儿的名字叫Yitong)”。多么害怕昨天遇害的10岁男孩会是其中的一个。会不会某一年,他也跟随着父母,就像我的孩子们一样,跟随着妈妈,去了异国他乡生活?只不过,他的他乡,恰好是他的曾祖辈侵略过的地方。而他遇害的那天,恰好是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的日子,9月18日。

据《联合早报》的报道,“小男孩睁大眼睛躺在一大滩血中动也不动。一名疑似是他母亲的女子在旁边哭嚎著”。日本的媒体报道,当时陪同男童上学的母亲双手沾满大量鲜血,她用中文喊叫:“我的孩子到底做错了什么?救救我!”读到这样的残暴和血腥,我很想紧紧地拥抱那个心碎和悲伤的母亲。目睹自己的孩子遇害,情何以堪?!我为她流泪,也为那个无辜和可怜的孩子流泪。孩子,很抱歉!我应该做更多,让更多的人懂得,中日的人们可以彼此拥抱,而非仇恨和伤害。而他的父母已经证明,中日的人甚至可以相爱。

但是,我并非试图说服,因为这一路径将会和仇恨的教化一样,是对民众的不尊重和愚弄。无论拥抱还是相爱只能来自于人和人真实的生活交往,如果还来不及去体验,保持开放和质疑也是一种文明。

在2018年访学前,我对于日本的了解甚为有限,有从教科书习得的概念,也有从网络浏览到的资讯,例如侵华战争的历史,日本的旅行和美食,网络上的女优,也偶尔阅读日本文学。虽然中日是一衣带水,但是我从没来和日本人有过交往,也没有情感的连接。对于侵华历史的愤怒,也是有的,但是更多的是政治正确的立场。历史不能被遗忘,必须被审视和反省,就像德国人对待他们屠杀犹太人的历史一样。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如何去理解和对待侵略者的后代?2018年3月,我带着那个问题去了京都。

我和家人住在大文字山的银阁寺脚下,有一条小溪从木房子的背后穿流而过,两侧正开着灿烂的白色和粉色的樱花。夜里月色清丽,花香浓郁,我很想在花丛下喝一壶清酒。可是,山脚下太安静了,整个日本社会的氛围都太安静了,四周无人,只有各种虫鸣。我既怕人又怕鬼,花下酒一直没喝成。

小溪沿着哲学之道流淌,穿过一座小桥,流向不远处的京都大学。小桥边上有低矮的房子,其中是一家超市。我常常骑车去买菜,有时候带着两个孩子走路去。房子丛中有一道木门,常常是虚掩的,背后依着一位老妇人。她似乎每天都是半躲在黑暗的门后,窥视着熙熙攘攘的世人。有一天下午,突然下起瓢泼大雨,老妇人探出半身,弯腰鞠躬,向我们递出一把雨伞。她说着日语,我完全听不懂,就用中文对话,但是感受到了她的善意。于是,点头致谢,但是,不习惯鞠躬,腰弯不下来。还了伞,算是相识,可是,从来没能交谈。时隔六年了,仍然惦记着木门背后的老人是否安在?

在京都的四个月,我们是在那里生活,而不是旅行,经历了善意、恶意、歧视和地震。如果把发生的故事放进生活的场景,而不仅仅是抽象为政治讨论,就会觉得误解和仇视是生活的内容之一,是可以理解和消除的。

那一年,我的女儿刚6岁,是上小学的年龄。在登记了租房地址后,她就近上小学一年级。上学的第一个星期,新生们需要接受生活能力的训练,例如如何看红绿灯,换鞋上厕所,独立放学回家。下午,我打开院子的门,远远地看到男班主任和学生们走路回来。老师挨家挨户地把学生送回去家。那时候,我需要写稿子挣钱,白天要出门采访,不能天天在家等孩子放学。

在京都的不同学区,都有政府资助的课后托管班。学校放学后,一个老师会带领着需要托管的孩子一起下山,去到河边的一个院子。那里有工作人员陪孩子们下棋,辅导功课,或者课外打球,还有下午茶点。我去到那个院子里,为女儿申请托管。可是,被拒绝了。对方的态度很坚决,没用英语向我解释,我又不能用日语进行交流。经过数番努力,我气急败坏,就觉得是日本人在歧视中国人,“为什么其他学生有托管权利,而我来自中国的女儿没有?”

于是,我找了一个在京都生活了几十年的中国同胞,他能说流利的日语。我们和工作人员预约了时间,心平气和地交流,让对方出示相关的管理文件。终于弄明白,托管合同是每年一签,而且是交年费的。那是一个平等的制度,而非某个工作人员基于民族主义的仇视。我主动提出,托管四个月,交一年的费用。由于托管机构有政府的补助,费用低得不值一提。最后,他们接收了我的女儿。

从那以后,每天下午放学,我的女儿就跟着其他的日本孩子,走下山坡,再过一条马路,在托管机构里玩,等着妈妈来接。慢慢地,等她认识了路以后,我也放心让她早晨独自去上学。我交代她,到了学校以后,就找一片叶子,撕一个角落,放在学校大门的旁边。这样,等妈妈送弟弟去托儿所时,经过学校,看到暗号,就会放心。直到某一天,突然刮起了大风。我找不到叶子,担心得坐立不安,跑去学校的教务处确认。那是虚惊一场。

后来,有了一场真实的危险。

某天放学回来,女儿说,早晨上学,她突然想从另一个路口过马路,是拐弯的地方。当她还在马路中间时,一辆汽车疾驰而来。一个日本妈妈推着婴儿车,正走在人行道上。她厉声喊,“有孩子!车子慢下来!”车子停了,我的女儿平安了。事后的恐惧让我无比感激那个陌生的日本妈妈。我问女儿,那位妈妈长得是什么样子的?她说,记不清楚,她应该是正送孩子去幼儿园。于是,我写了很多张日语的寻人启事,贴在附近幼儿园门口。我想找到保护了我女儿的日本妈妈,当面感谢。可是,没找到。我确信,那一刻,在她的眼里,生命是一样的,无论遇到危险的孩子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在日本生活的细节是绵密的,伴随着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差异。2018年的母亲节,我带着两个孩子走进一个餐厅。雨很大,到达的时候,我和孩子们又湿又饿。我请服务员安排一个桌子,她摇头说,听不懂英语。于是,我拿起手机翻译给她看,她拒绝看。后来,交锋数次,她说必须要预约。我说,事先打电话预约,因为她不说英语,就没成功。我请她教我,如何预约。她没回答,迳自走到门口,打开了玻璃门,作出一个赶客走的姿态。我觉得很被羞辱,被歧视,把原因归结为我是中国人。

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于是,和一位日本律师谈了这件事情。他很热心地帮我查到了那个餐厅的法律文件,并且给老板发了一封律师函。老板回信了,认为员工没做错什么,只是语言的障碍,但是,他道歉了。我认为,事情进行到那一步,已经用了法律的手段,是理性和解的尽头了,没必要再对人心进行讨伐。

就那样,冲突是有真实的场景和人物,有说话的渠道,有辩解的可能性,而不是抽象的仇恨。和日本学者一起时,我曾经问她们关于日本侵华历史的看法。一位东京大学的教授说,她不满意日本对军国主义历史的反思,当时,她在写文章,在呼吁政府保留一个历史遗址,用于警醒后人。而且,那么多年,她一直积极地努力,希望增进中日之间的民间交流。

在日本短暂生活后,才深刻地懂得民间交流的重要性。有了真实的接触,就会感觉到对方生命的温度,是真实又珍贵的生命,就像那个遇害的10男孩。我说他是中日男孩,不仅仅因为他有可能是日本父亲和中国母亲的孩子,而是因为,他是我们共同的孩子,一个曾经烂漫珍贵的生命,就像京都桥头大声对我喊,“Yitongおかあさんokaasan”的孩子一样。惭愧和抱歉的是,我没能成为在中国街头保护他的中国妈妈。

以下是作者在日本生活期间的照片:

女儿所在小学的开学仪式

开学第一天,高年级日本女生为女儿戴徽章

清晨,女儿独自上学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罗洁琪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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