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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听敌台的赫鲁晓夫意外得到善终

颇为讽刺的是,这位苏维埃政权的创始人之一,自己亲笔撰写的回忆录竟然也会被苏联当局宣布为禁书而不得出版。于是他拿出当年搞地下工作时的机智,从敌台中获得蛛丝马迹,在很多当年被他收拾和批判过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帮助下,和克格勃斗智斗勇,最后成功将手稿偷运到美国,并于1970在美国出版。1971年9月11日,这个共运史上最高级别的“偷听敌台”者在病榻上与世长辞。临终,他向医生忏悔道:“我一生最感遗憾的就是带来的血腥。我的双手沾满了血腥,这是我内心感到最可怕的事情。”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从黑海之滨度假归来,当他走进苏共中央全会的会议大厅时,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主席位置上坐着勃列日涅夫。随后会议主持人宣布,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赫鲁晓夫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接任。

这是一次完美的宫廷政变——之所以“完美”,不仅因为对赫鲁晓夫权力的虢夺没有遇到一丝抵抗,更因为在苏式国家里,最高领导人被解职后,下场都很凄惨,而赫鲁晓夫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度”晚年的优厚待遇。

虽然失去了可以呼风唤雨、令无数人匍匐在脚下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拥有一辆配备司机的小轿车、一幢配备厨师和保姆的豪华别墅和一份足以维系优渥生活的“特别养老金”,在很多人看来,赫鲁晓夫应该满意了。

可是,赫鲁晓夫不满意,最初是由于不甘心,后来是由于反省。

在最初“被退休”的日子里,这个以前人们眼中的“硬汉、莽夫”,天天以泪洗面。据他的厨师和儿子谢尔盖的《赫鲁晓夫下台内幕及晚年生活》记述,他几乎不和人交谈,失眠厌食,终日呆坐在房间里,脸上唯一活动的东西就是眼泪。失去出口成法的权力、失去被人簇拥的感觉,这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呀!他回忆、回味,幻想重新拥有那一切,心有不甘像魔鬼一样折磨着他。

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他开始出门走动。

以前他出门,开道净街、前呼后拥,所到之处,下面人早已安排好了各种假象,因此他看到的都是“莺歌燕舞”。而如今他成了一介无足轻重的平头百姓,他的眼睛无需再戴上万花筒,因此几十年来,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实。

他看到了农民的艰辛,听到了工人的诅咒,见识了握有小小权力的人的冲天蛮横……

于是他经常念叨这句话:“如果我还当政,一定要改变这些!”

他开始反省自己,反省自己一手制定的很多法规政策,并将需要改变的地方罗列在本子上——尽管他知道,自己的意见不会再有人听到和执行,但这样做了,他心里就安慰了许多,仿佛弥补了自己的过错似的。

1968年,勃列日涅夫出兵捷克,镇压“布拉格之春”,这使他大为愤怒。回想自己1956年也曾下令出兵匈牙利镇压群众示威游行,他意识到,这是体制的问题,如果体制如故,任谁当政都会在这条轨道上狂奔。他怒吼:“这个国家的大门被关闭了,被锁链绑住了。当你不得不将人民用锁链捆绑起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如果上帝让我有继续执政的机会,我会将大门和窗户都大大地打开!”

当然,他已经无力给任何人打开门窗,即使给自己,也仅仅是把窗帘拉开一道缝隙,这道缝隙就是——偷听敌台。

他当政时,特别指示要干扰的两个“敌台”——美国之音和BBC——现在却成了他每天都要收听的广播,而他曾经的最爱《真理报》,在他眼里已经一文不值:“这简直就是垃圾!他们怎么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这是什么样的宣传?谁会相信这些东西?”

在很短的时间里,苏共曾经的首脑,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竟然转变为一个体制的异议者,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在偷听敌台的同时,赫鲁晓夫也如饥似渴地阅读“禁书”。他让儿子谢尔盖偷偷把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奥威尔的《1984》等书籍带回家,这些书都曾经被他宣布为反动书籍。在阅读了这些书籍以后,他摇头叹息:“我们不该禁这些书。我当时应该自己读一下。我被蒙蔽了!”

颇为讽刺的是,这位苏维埃政权的创始人之一,自己亲笔撰写的回忆录竟然也会被苏联当局宣布为禁书而不得出版。于是他拿出当年搞地下工作时的机智,从敌台中获得蛛丝马迹,在很多当年被他收拾和批判过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帮助下,和克格勃斗智斗勇,最后成功将手稿偷运到美国,并于1970在美国出版。

1971年9月11日,这个共运史上最高级别的“偷听敌台”者在病榻上与世长辞。临终,他向医生忏悔道:“我一生最感遗憾的就是带来的血腥。我的双手沾满了血腥,这是我内心感到最可怕的事情。”

他的临终忏悔也许可信。但是,不妨做个假设:假设赫鲁晓夫没有下台,而是像其他苏共领导人那样执政至死,那么,即使他看到了人民的疾苦,听到了载道的怨声,然而出于对权力的维护,他能够改变吗?他还会那样忏悔吗?这实在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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