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青少年以“断绝关系”而不是直接揭发来表示进步。在亲人家属“出了问题”，成为“敌人”之后，一个人自然会感觉到各种压力，有的会被少先队或共青团开除，有的进不了大学，找不到理想的工作。1938年，列夫・泽尔莫诺夫斯基(Lev Tselmerovsky)18岁，他的父亲，一位苏军工程师，在列宁格勒被逮捕。列夫是共青团员，正在接受飞行员训练。他一心想参加红军，但他父亲被捕后，他也被定为“异类分子”，并被流放了，成了工厂的工人。1938年9月，列夫给苏联主席加里宁写信，表示与父亲划清界线，并为自己申辩。他写道，“关于我父亲，我稍微说几句。据我母亲说，他是因为表示不满而被送到北方劳改营去的。我本人不相信这个说法，因为我听父亲对他的妹妹谈起过他在北方与白军作战的事情。他跟我们讲他的光荣经历。当基洛夫被暗杀时，他都哭了。……但这可能是他的伪装。……我认为，我父亲应该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我不应该因他的缘故蒙受耻辱。我要参加红军，我要成为一个拥有平等权利的苏维埃公民，因为我配得上这个称呼。我在苏联学校接受的是苏联精神的教育，我的观点显然与我父亲完全不同。我对自己被定为异类分子感到很伤心。
与“坚决揭发”不同，断绝与“有问题”家人的家属关系是一种既能保护自己，又不太伤害家人的办法。当时苏联报纸上有成千的“断绝关系”声明，差不多都是一个格式:“我，尼古拉・伊凡诺夫，断绝与父亲的关系。他以前是一个牧师，多年欺骗人民，谎说有上帝存在。为此，我与他断绝一切关系。”有不少父母为了子女的前途，提议或者鼓励子女与他们断绝关系。1932年，一个16岁的犹太男孩写信给他家当地的一家意第绪语的报纸断绝与父亲的关系:“我从此不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我觉得，我真正的父亲是教育我人生大事的共青团。我真正的母亲是祖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苏联人民是我现在的家庭。”后来有人采访了声明人的妹妹，她回忆道，“当时我14岁，我父亲把我哥哥和我叫到房间里，对我们说，他的生活方式已经跟不上现在的时代。他希望我们不要重复他的错误，不要再遵守犹太宗教传统。他说我们应该跟学校编黑板报的人说，要声明过自己的新生活，不再与父亲的宗教有任何关系。父亲叫我们这么做。他说，这对他没有什么，但这样可能为我们开创光明的未来。”
揭发家人，断绝与他们的关系，换取荣誉、信任和光明的未来，巴甫列克式的“大义灭亲”成为苏维埃儿童的新精神，也成为苏维埃人的新精神。在那些揭发者心里，除了功利的考量和生怕被连累的恐惧，不能不说还有一种真实的羞耻感和荣誉心。他们以“坏蛋”父母为耻，以努力争取“进步”为荣;以旧家庭为耻，以新集体为荣。
1937年，安娜・克里夫科(Anna Krivko)17岁，她的父亲和叔叔都是卡考夫(Kharkov)市的工人，父亲和叔叔被逮捕后，安娜被卡考夫大学和共青团开除，定为“异己分子”。她到处找工作，为了养活母亲、祖母和一个还是婴儿的妹妹。她在一个养猪场工作，后来有人说出她父亲被捕的事，她丢了工作。她找不到工作。1938年1月，安娜写信给苏维埃代表、政治局委员邱巴(Vlas Chubar)。她表示与父亲断绝关系，央求邱巴帮助她家。她说，如果她不能在苏联过上好日子，那就不如带着幼妹一起去死。她表示自己绝对是忠诚于斯大林同志，痛恨她那个把灾祸带给家庭的父亲：“我不知道我父亲和他弟弟犯了什么罪，也不知道他们被判了几年刑。我感到羞耻，根本不想知道。我深信不疑，无产阶级法庭是正义的。如果他们被判刑，那一定是罪有应得。我对父亲完全没有女儿的感情。我感到的是作为苏联公民对祖国、对教育我的共青团和共产党的义务。我全心全意支持法庭的判断和1亿7千万无产者的声音，为这个判决感到欢欣鼓舞。我父亲自己坦白，1919年他被征召到邓尼金的队伍里，当了三个月的白卫军，为此，他在1929年被判2年半的劳改。我所知道的他的往事就是这些。……如果我观察到他有反苏联行为的迹象，就算他是我父亲，我也会毫不迟疑向内政部人民委员会报告。邱巴同志!请相信我：我以称他为父亲为耻辱。人民的敌人不是我的父亲。人民教育我憎恨一切坏蛋、敌人，无一例外，毫不留情。只有人民才是我的父亲。我坚信，无产阶级、列宁的共青团、列宁和斯大林的党会象爱护自己女儿一样爱护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给我帮助。”
以当苏维埃人为最大的光荣，对于没有前苏维埃记忆的青少年，要比对有这种记忆的前辈容易的多。新的一代人从小就相信，他们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幸福的人民。米哈伊・尼可莱夫(Mikhail Nikalaev)在1930年代经历了好几个孤儿院的生活长大。据他回忆，孤儿院一直教导他们，苏联是最好的国家，苏联的儿童是全世界最幸福的，而斯大林就是这个国家的父亲。“要是我们出生在别的国家，我们早就饿死、冻死了。……他们是这么教的，当然我们也是这么信的。孤儿院怎么教，我们就怎么信。我们的所有关于世界的想法都来自苏联的政权。”
米哈伊很钦佩巴甫列克，也想有机会揭露敌人和奸细。当他加入少先队的时候，他感到特别光荣，觉得真正踏进了苏联社会。在这之前，他一直生活在羞愧之中，因为生养自己的父母觉得抬不起头来。其实，他对父母并没有确切的记忆。他只记得四、五岁时，以前家里的一位保姆到孤儿院来看他，告诉他，他的父母是“人民之敌”，已经被枪毙了。她对他说，“他们本该象对你父母一样，也把你枪毙了的。”米哈伊从此一直感到十分羞耻。参加了少先队，他才算摆脱了这种羞耻感。他感到，斯大林象父亲一样在关怀他，一切的幸福都是来自斯大林，“我们有得吃，有得穿，有学习的机会，可以去少先队营地，还有新年树——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斯大林同志。”1930年代成为青少年的苏联新一代，从小受到的就是绝对相信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教育。他们相信，报纸上登载的都是真实的，报纸说好的一定是好的，报纸说坏的一定是坏的。这种信念使得那些父母在大清洗的年代(1937-38)被定为苏联敌人的年少年相信，错一定在他们的父母。
在人性和人情的荒漠中，有的青少年运气好，偶尔也会遇到一片小小的绿洲，年纪小的时候还不觉得什么，后来记起来，却是终身难忘的记忆。伊娜.盖斯特(InnaGaister)小时候就读莫斯科的第19中学，学校地处莫斯科中心地带，附近住着不少苏联领导人。这所学校的学生中有的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失去了父母。在19中学不远处是莫斯科实验学校，许多官员的子女都在那里就读，但谁一旦遭到清洗，子女就会被强迫揭发父母，或者被开除。但伊娜的学校气氛则不同，老师们尽量保护学生。伊娜的父母都在1937年被逮捕，但她开学时还是去上学了。她一直不敢告诉老师家里发生的事情。她回忆道，“我们都是听巴甫列克的故事长大的，”所以很怕学校要她揭发父母。最后她鼓起勇气对老师说了实话。老师说，“好了，那又怎么呢?回到班上去吧。”
老师不但不替她声张，还用自己的工资替她付了学费。19中学有不少象伊娜这样“人民公敌”子女的学生。伊娜记得当时班上有一个很顽劣的男孩，他写了一份班上25个“托派分子”(“人民公敌”子女)的名单，贴在班级的墙上，遭到很多同学的愤恨。伊娜还记得一件与图恰切夫斯基元帅被审时有关的事情。当时的苏联学校都接到指示，把“人民公敌”图恰切夫斯基的图象从教科书里抹掉。伊娜回忆道，“有的男孩丑化教科书里的图恰切夫斯基的相片，在他的脸上加上胡子或在他头上画上一对犄角。我们的老师格里高罗芙娜(Rakhil Grigorevna)对他们说，“我给你们每人一张纸，好好地把纸贴在书里图恰切夫斯基的脸上。贴的时候要小心一些，因为今天他可能是一个坏人，一个人民公敌，但明天他和别的人又会回来。我们可能又会把他们看成好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可以把纸从他没有丑化的脸上揭掉了。”伊娜记得她这位老师，因为她让伊娜看到，即使在极端险恶无情的环境中，一个人还是有可能不随波逐流，还是有可能保持自己的理性和良知。在她那个时代的苏联，这些都是太难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