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兰多・费格斯(Orlando Figes)在他2007年出版的《耳语者：斯大林俄国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中记录了许许多多象上面说到的前苏联往事。在俄语中，“耳语者”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指出于恐惧和害怕被人偷听而压低了声音(shepchushchii)，第二个意思是指在别人背后窃窃私语地告密(sheptun)。耳语成为斯大林时代日常生活的特征，整个苏联社会都变成了这个或那个意义上的“耳语者”。
《耳语者》是一部揭示斯大林时代普通苏联人家庭生活的口述历史。这部历史是在零零碎碎的口述中构建起来的。这些零零碎碎的口述具有“拼贴艺术”(collage)那样聚零为整的叙述效果，“把它们放在一起，便可以从中看到一幅前所未有的景象，那就是普通苏联公民生活在斯大林专制下的内心世界。”这是《耳语者》与许多关于斯大林统治的历史著作不同的地方，“许多历史著作都是描述恐怖的外部现象——逮捕、判刑、古拉格式的囚禁和杀害，而《耳语者》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统治下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著作。在斯大林统治下，苏联人过着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是什么?在拥挤的共同公寓中……一家人挤在几个或者甚至一个房间里，隔墙就能听到隔壁人说话，这时候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当国家把法律、监视和意识形态控制的触角伸向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所谓的私人生活指的又是什么?”
成千上万的普通苏联人在斯大林时代沾上了各种各样的“坏社会关系”，成为身世不清白的人。他们因此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们一方面觉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对苏联制度有离异感，一方面又努力地自我调节，要在苏联制度中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许多人尽管家庭成员中有的饱受迫害，自己却仍然努力进步，争取入党、入团。在对待家庭中的“人民敌人”时，普通的苏联人在信任他们所爱的人和相信他们所怕的政府之间经受了各种内心挣扎和道德煎熬。他们有的痛苦，有的麻木，“在斯大林统治的道德真空中，人要怎么才能保持人的感觉和感情呢?那些塑造百万人生活的是怎样的生存策略呢?是沉默、谎言、友谊和背叛，还是道德妥协和曲意迎合?”
经历了斯大林恐怖统治的苏联，几乎没有家庭不留下它的印痕。据保守估计，从斯大林获得党领导权的1928年到他去世的1953年，大约有2500万人受到过政治迫害。这2500万人有的被枪决，有的成为古拉格的囚犯、特殊圈禁处的“富农”罪犯，有的成为无数劳改营地的奴工，他们占了苏联人口的八分之一(1941年的苏联人口大约是2亿)，平均每1.5个家庭就有1个“人民的敌人”。这还不包括在大饥荒和战争中丧生的人们。这些直接受害者的家属数以千万计，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恐惧、伪装和绝望，他们不顾一切地向斯大林表现忠诚，争取按他的意志做苏联的“好公民”。
斯大林1953年去世的时候，留下的是整个一个被他成功改造了的新人民，“斯大林统治留下的沉默而顺从的人民延绵不绝。”塑造一国人民的国民性就象培育一个新物种，只要一次性成功就足够了，剩下的便是它的自动延续，除非环境因素的剧变为它的再度变化提供了条件。正是这个沉默而顺从的“斯大林的人民”成为费格斯口述史想要从中寻找隐秘声音的对象。费格斯说，他的书谈的不是斯大林本人，但每一页上都闪现着斯大林的幽灵。他写道，“(这本书)探讨的不是斯大林和他的统治政策，而是斯大林主义如何渗透到人们的心灵和感情之中，左右着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这本书并不想就此揭开恐怖统治根源之迷，也不想描述古拉格的兴衰。它要解释的是，警察国家是如何在苏联社会中扎下了它的根须，把成百万的普通人变成恐怖统治的袖手旁观者或者积极帮凶。斯大林制度绵延不绝的魔力和遗产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而在于，用俄国历史学家米海伊.盖夫特(Mikhail Gefter)的话来说，‘渗透到我们心灵之中的斯大林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