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8月1日，中共总会大张旗鼓庆祝所谓“建军节”，将1927年南昌暴动描绘成“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一场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英雄史诗，但官方版本充满了选择性遗忘。而香港则在这场失败行动中，更扮演过“救生艇”角色。
中共官方史观强调南昌暴动是中共的独立决定，但真相是，这场军事行动是苏联共产国际的主意。当时，史太林亲自制定对华政策，让中共建立军队和根据地。南昌暴动的指挥者并非只有周恩来，还包括苏联军事顾问库马宁。周是在库马宁的指挥下，组织当时中共能调动的约两万士兵举行兵变。
这场暴动并非为了什么“解放人民”，其战略目标是，在南昌夺权后迅速南下，到600公里外的港口汕头，接收苏联准备运来的武器援助。
｜披着国民党外衣叛变
在中共历史教科书中，“南昌起义”被描绘成红军的诞生，但真相是，当时“起义军”高举的并非红旗，而是国民党的旗帜。
在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宣称自己才是真正的国民党，比武汉或南京的国民党政权更忠于孙中山的遗志，因此以“革命派国民党”的名目继续活动。
在“起义”过程中，中共组成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冒用了多位国民党著名左派领袖的名义发表起义宣言。例如，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起义”前两天，还参加了国民党内决定肃清共产党分子的会议，起义宣言竟然有他联署。
这种“寄生”由来已久，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便巧妙地利用“党团”手段，在国民党内部建立秘密小集团，掌握组织主导权，被国民党视为“寄生”与“在党中建党”。因此，“南昌起义”在最初阶段，本质上是一场穿着国民党军服、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军内叛变。
｜“秋收起义”的真相
在官方历史中，毛泽东虽未直接参与南昌暴动，却被塑造成与之交相辉映的导师。毛泽东当时正忙于在湖南筹划“秋收暴动”，而他对南昌部队的关注，更多是出于“挖墙脚”的权力计算。
1927年8月初，毛向党中央建议，希望从路过的南昌部队中分给他一个团，并宣称他有把握占领五个县以上。然而，毛并非真要发动农民，由于长沙附近有三支红色武装，他想利用打长沙的名义将这些军队带走。所谓“秋收起义”并非一场农民起义，当地农民都对此不感兴趣。
中共中央批准了毛泽东关于发动“湘南暴动”的建议，湖南全省暴动的领导者约定于8月15日在长沙苏联领事馆开会。为了观察南昌部队是否能到达湘南供自己利用，毛迟到了4天，直到确定南昌部队已溃不成军、不可能绕道湘南后，他才要求取消湘南暴动计划，改打长沙以调动武装到自己手上。
南昌部队南下，当时气温极度闷热，士兵们没有干净水喝，被迫喝田里的污水，成群地因病死去。起义后仅三天，逃兵已占三分之一，弹药丢失一半。
最终，这支预备去汕头领苏联赏赐的部队，在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于潮汕地区遭遇惨败，部队彻底瓦解。结果，贺龙逃往香港，叶挺与彭湃逃往陆丰，只有朱德率领约一千人的残部，艰难地走向赣南，最终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
｜香港救生艇与庇护所
在南昌暴动失败后，香港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对于当时身陷绝境的中共领导人来说，这个“帝国主义殖民地”竟然成了他们躲避死亡、重整旗鼓的通道。
南昌部队在南海岸被打散后，周恩来当时正患着严重的疟疾，高烧不退，处于半昏迷状态。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是他的下属将他抬上一叶扁舟，在惊涛骇浪中，为了防止被卷入海中，他们甚至用绳子将自己绑在桅杆上，历经两天一夜的颠簸，才成功抵达香港。
如果没有香港作为避风港，周恩来这位日后的中共总理，极可能在那个海滩上病死或被捕。周在香港养病并躲避追捕后，才转往上海，继续领导中共的秘密工作与特务组织。同样，南昌暴动的主将贺龙，在部队崩溃后，也是经由香港逃出生天。
到了1930年代，中共为了除掉叛徒、维护其在上海的特务网络，也多次利用香港作为情报中转站与人员撤退的通道。香港的特殊环境，客观上成了中共早期革命失败后的庇护所。
“南昌起义”的真相，并非什么“打响第一枪”的民族觉醒，而是在苏联操纵下、利用国民党外衣、最终靠着向多个据点潜逃才保住火种的一场军事溃败。
当年香港保护了周恩来等人，给予他们避难的自由；而今日，当中共掌握了权力，却反过来扼杀香港的自由，历史的轮回与讽刺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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