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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彦臣:“回应”曹德旺“德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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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是为了什么?创造业绩!不如是,收摊子、吃利息比一把捂上千万买设备要理性。与“是钱”心理定势相联系,民营企业家风险意识极低。这不仅表现在上面的“先订了再说,先干出再说”,更是指不懂“少赔钱等于赚了钱”。本身风险时期与大环境变坏之时,这是决定命运的原则。大概率的,自身风险与大环境恶化是叠加的。

我是主张“无家论”的

引言:何以“出来说说”?

看了博讯网<财经与科技>版短文《曹德旺:民营企业家很大的问题是德不配位》(这里简称为“德位说”,如题目),在国内网上找了同题报道,对观后想表达一些看法。当然,我没有从曹先生那里“邀幸”的预设。因此,给自己的回应加了引号。就是说,“回应”曹先生之同时发挥一些看法。

具体一些,是三个原因促使我“出来说说”。其一,我既有在民企打工的经历也有合伙办微型民企的实践,算得上因感而言;其二,在知识层面,或为企业家代理民诉,或提供咨询意见,屡而有之;其三,我刚完成的一项研究是在行为经济学方面分析单个人之人力资本结构的,里面涉及到货币资本持有者的“天花板”问题。

一、去游医文化,任务艰巨

上面第三项说的研究成果是《彦臣经济学讲义》系列的第七讲,还未交付发表。现在发到了第六,讲的是契约完善性,算是发明了一个定理。这个定理的讲解开首之例子,是两家民企质量、尾款纠纷。

本文展开说三个问题。第一个,游医文化影响非常深刻,所以“没家”。基本上,中国现有民营企业家是以“夹包跑业务”的方式出现并积累财富的,即便第二代不是了,第一代大体是这样。夹包跑业务是一种商业文化传统,里面游医之行为经济学特征明显。这就决定了民企总体缺乏责任感暨契约约束力的品质特征。这里的“品质”首先不是道德贬义,而是统计学意义上的设置。

民企但凡有点钱了,经营者就要做明星,各自层面的明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是明星之类别)。社会固然缺乏意见领袖,但那主要是知识精英的责任,企业家没边没沿儿忽悠起来就是游医文化的反映。所以说,企业家文化修养不在于曹先生所说的儒释道之有也,而在于去掉游医文化。

就算你儒了,其实儒只是诸子百家里面之一家。实质上,中华文明之存续、之抗政治灾难能力强大绝对没在“外儒内法”上,而在于墨家传统——平等、担当、创新,等。还有,一些打扮为儒商的人士能达到“读点史书”的水平,但是,一论企业经营与史鉴文化关系,则一脸茫然;一说二十四史之外还有史,则茫然加惨然。当然,做企业家不必具有学问家的素养,但去掉游医文化是一个艰巨任务。就现存企业家群体来看,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企业家”。

二、炫耀性技术进步,不值得

如果一定发掘,或者一定要找到可以勉强称为民企的东西,那么,早点摊子才是民营企业,早点摊子的摊主才配得上是企业家。因为在那里,有明确的成本约束概念,有清晰的经营理念,有随时可计量的损益数目,尤其是时间成本绝对化。这段话归结起来,就是我在题目里说的“无家论”。有位推友建议我比较专制经济学与宪政经济学,我告诉他:在规范经济学层面没有专制经济学这一说。因为专制作为制度供给品不存在理性基础,不具有实证性成本概念。

瓦尔特•欧肯的秩序自由主义(经济宪法概念)可能是“专制经济学”的改良机会。在专制经济学里面,毛泽东做过不错的努力,鞍钢宪法接近欧肯经宪。但没落到实处。这个不展开说了。

在行为经济学上看民企弊病,好面子或者争风头最为典型。不是说技术进步不重要,而是说面子型的技术进步跟企业家们的家族炫耀性消费(百万婚宴、千万嫁女等)是一致的。并且,就一般人来说,炫耀性消费是人性体现,追求效用最大化使然——平常人家也是希望自家婚宴能从十六个菜升级到二十道的。但手里有四百万、贷到银行六百万,进一台最先进行业设备,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值得的。这在以加工为核心的整机组装类企业尤其明显。

千万机床来了,使用效率很低。赚上来的钱还了银行利息,所剩无几。如果考虑折旧计提,干干的赔钱。虽然操作技工的水平是个制约因素,但是,基本产品(毛坯)质量仍是大问题。机器精度再好,坯子存在瑕疵也是严重损害效率的。

三、应收款积累,颇有奥秘

关于高技术设备极低利用率,在国际上有前例,还是在军事方面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埃及叙利亚大规模进口苏制武器系统,但由于兵员文化程度太低、培训不彰,结果,苏制武器的效率勉强在30%利用率上。战略学专业人士称之为“埃叙化”。

与企业的埃叙化相关联,是生产(供求)合同订立中的对方资质审核无效。“先订了再说,先干出再说”,显得企业有活力、有气派。最终,表现为应收账款的大幅累计。关于应收款的突出问题,曹先生有讲,这里不多说。但是,企业积累应收款还有一个微妙因素——糊弄银行(含放贷公司),“你看,我外边飘着的钱多去了”——银行贷款到期以此为说辞,旧的没还而贷新的以此为说辞。甚至拖欠别人,亦如是说也。

中国民企难以出现一个涌现机制,就是说,没能接长不断有某些企业在实业上做得风生水起。至于房地产企业,连生意行都不能算,他们是吃体制落差饭的。任何一个房地产企业家都是一个顶尖级夹包者,而无论他们积累下多巨的财富。这里没有激愤之情,与个人处境无关,但可以说:严重了,房地产老板连游医都跟不上,个个“梁山好汉”——贼人而已。

民企而非止于此者,基本上不具有理性交往的知识与涵养,这是根本性问题,尽管他们对社会进步的贡献可以在斯密意义上肯定。最明显的,绝大多数普通企业家(货币资本持有者)铁定认为他自己的现金“是钱”,合作者的无形资产“不值钱”。所以说,有些看似不错的企业守不住自己的核心技术。因为“是钱”与“不值钱”的心理定势会伤害无形资产合作方,带着技术跳槽乃至私下出卖技术,在所难免。

结语: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钱,是为了什么?创造业绩!不如是,收摊子、吃利息比一把捂上千万买设备要理性。与“是钱”心理定势相联系,民营企业家风险意识极低。这不仅表现在上面的“先订了再说,先干出再说”,更是指不懂“少赔钱等于赚了钱”。本身风险时期与大环境变坏之时,这是决定命运的原则。大概率的,自身风险与大环境恶化是叠加的。

世界是普通人的世界,毕竟杰出者是极少数。同理,企业界也是这样,绝大多是普通的。然而,人有从平凡而卓越的机会,企业同样如此。能使企业像杰出人才涌现一样,批量化出现,那才是理想社会之经济标志。还有,人才卓越机制是环境的逆对风向即环境越残酷人才越杰出也批量,企业则不如是,这是为什么?至少,我没在经济学上考虑清楚这个问题。

2019年11月4日,写于租寓书房•泊彩濠庭•古运河畔

责任编辑: 江一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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