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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盛极一时的全球化政治之翼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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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第一任旗手美国总统克林顿当初力劝美国政界同意中国入WTO,其理由就是:让中国加入WTO,通过建立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化,引导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但这点彻底失败了,中国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堡垒。

德国纪念柏林墙倒塌30周年的活动,与五年前相比太过落寞,不仅冷战时期强权国家的领导人缺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纪念活动前一天离开德国,法国总统马卡洪干脆缺席。这当然不象有些人勉强解释的那样:30周年并非什么重要的活动。真正的原因是柏林墙倒塌之后紧接着开启的全球化如今受到广泛质疑,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里所做的结论虽然在将近20年的时期内备受全球化拥护者的钟爱,还是难免寿终正寝。

“历史终结”是痴人说梦

经历过柏林墙倒塌之后全球政治狂欢的人,其中不少都知道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其名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中的结论:人类历史上的意识形态斗争正走向终结。随着冷战的结束,“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被定于一尊,是谓“资本阵营”的胜利。在柏林墙倒塌后四年,比尔·克林顿入主白宫,开始推动雄心勃勃的全球化,福山参与的“美国新世纪专案”智囊团,为全球化的推广支了不少招,《历史的终结》成为全球化理论的主要支柱,欧盟就是全球化(世界大同)的袖珍版——以欧洲为地界、有6.5亿人参加的全球化实验版。欧盟的推动者们认为,欧盟的成功就意味着人类大同可以在全球化范围内向纵深推进。

小布希时期,全球化落实到组织层面。国务卿赖斯女士是位声名卓著的国际政治学者,她认为全球化可通过四个层面的国际交往推行:第一个层面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参加的联合国;第二个层面则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交往;第三个层面则是NGO,凡国家与政府不便公开出面的领域,由NGO承担其功能。第四个层面则是各国人民之间的个人交往。在赖斯女士的推动下,美国的NGO进入爆发式增长,并且大批进入中国,后被中国政府认定为“颜色革命”的工具。

全球化的经济之翼有得有失

为全球化装上的翅膀,分为政治与经济两翼。

经济之翼就是让不发达国家共用经济发展成果。一些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做的广告词确实让人很受感动,比如美国花旗银行某年在中国做的挂历,封面上写着“与中国人民共创21世纪”。全球化也确实让发展中国家人民受益,比如中国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净受益者,加入WTO至今不到20年,GDP总量从2001年的1.339万亿美元增长为2018年的13.45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比为16%,仅次于美国的20.5万亿。中国出现了人数最多的中产阶级。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家庭可支配年收入10万~96万人民币为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以此衡量,2017年中国中产阶级有3亿人,远比美国1.2亿人多。中国还养成了世界第一多的亿万富翁。按照胡润财富榜,中国以819位亿万富豪连续第三年把美国甩在身后。

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因全球化而失业、收入下降,生活境况恶化,已经有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依据调查资料做过研究。曾在世界银行担任高级经济学家的布兰科·米拉诺维奇跟踪研究了1998年至2008年间全球范围内的收入增长变化,结论是中国和印度中产阶层的收入在1998年至2008年增长了60%到70%,而美国中产阶级和工薪阶级的收入却停滞不前。他的研究引发了一场论战,三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加入了这场辩论,他们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经济学家大卫·奥特(David Autor)、西班牙货币与金融研究中心(Center for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udies)的大卫·多恩(David Dorn)与加州大学圣达戈分校的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这三位经济学家分析了全球化贸易和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美国正因出现上述状态,2016年大选,力主全球化并以关照世界各国弱势群体(本国纳税人除外)为本身政治责任的民主党败北,川普胜出。

全球化的政治之翼从未真正起飞

政治之翼是全球推广民主化理念。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尔提出的“软实力”盛极一时。美国自身与世界主流均认为美国有足够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在全球推广以人权、自由、民主等为核心理念的普世价值。加之有了“苏东波”中出现的天鹅绒革命与各种颜色革命,人们都相信民主革命能够和平推进。

但事与愿违。全球化的政治之翼几乎从来就没真正发挥作用。曾让西方进步左派激动不已的中东北非四国的茉莉花革命,不仅没带来“阿拉伯之春”,反而让那些国家进入了漫长的阿拉伯之冬,最后催生出ISIS,引发欧洲难民潮,将欧盟折腾得只剩半口气。英国退欧的两大理由之一就是担忧移民过度涌入。因为欧盟的现状,在今年柏林墙倒塌纪念日的前两天之前,法国总统马卡洪宣告代表美欧伙伴关系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正在脑死中”,欧洲本身则已“濒危”。

全球化第一任旗手美国总统克林顿当初力劝美国政界同意中国入WTO,其理由就是:让中国加入WTO,通过建立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化,引导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但这点彻底失败了,中国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堡垒。克林顿这一痴人说梦的决策及后续影响,我在《中国这个经济利维坦是如何出现的?》、《美国之误:以“中国预想”构建对华政策》这两篇文章中分析得非常清楚。

独裁依然坚挺,西方阵营分离

上述所有的问题之缘起,在于全球化的权利无国界破坏了权责对应的民主宪政体制,一国纳税人必须为全球任何地方的秩序破坏后果买单并承担无限责任——梅克尔就主张敞开本国纳税人钱包,接收难民无上限,并因此获得全球主义者一片叫好声)。全球主义者不去深究上述现象对全球化理论的真正挑战在哪里,对此的解释是简单斥骂为民粹主义崛起。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出版的2019世界人权报告却终于用另一种形式承认了全球化的政治之翼已经折断:“从某些角度看来,我们正处于人权黑暗时代。……和传统独裁者不同,今天的独裁者通常在民主政治环境中兴起。他们大多采取两步走的策略破坏民主制度:首先借由诿罪和妖魔化弱势群体,构筑自己的民意基础;继而削弱各种公权力制衡机制,例如独立的司法、自由的媒体和活跃的公民团体。连一些老牌民主国家也难以抵御这些煽动和操弄手段。”这段话唯一正确的是“今天的独裁者通常在民主政治环境中兴起”,其余那些说法,解析各国政治会得出不同的看法。

曾宣告历史终结的福山曾多次修改自身那破绽百出的惊世理论,但无论是福山还是各种支持全球主义的专家,都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在于它能建立一个权责对应的政府,全球主义的推行却依赖一个完全没有权责对应机制、软弱无能的联合国及各种NGO。联合国这个“超级政府”下设的机构功能本就互相打架,比如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要打击人口走私与贩毒,联合国难民署则将所有走私人口视为“难民”,要求会员国无条件安置,客观上等于是帮助走私人口寻找安置之地,助长人口走私。各国纳税人供养本国政府,可以用选票说No。但这个由各国尤其是美国、日本等国交的大额会费供养的联合国,却对任何国家的纳税人都不负责,大多数时候都在开会、扯皮,比如人权理事会勇于谴责相对弱小的独裁政权,但对中国的文革,至今也无法形成一个谴责决议,所谓全球治理越来越流于空话、套话。

马卡洪从左的幻念中走向现实

柏林墙30周年纪念活动的落寞,其背景就是盛极一时的全球化政治之翼早已折断,当年力促柏林墙倒塌的西方同盟如今离心离德。归纳而言,三大因素导致全球化受到极大怀疑:一、发达国家内部因全球化利益受损群体对全球化的深刻怀疑与否定;二、民主制度推广受阻;暴政俱乐部死灰复燃;中国这个暴政国家成了全球化最大的净受益者;而且与普世价值日行日远;三、全球化最后成了福利全球化与福利无上限。发达国家的中产不管税负多重,都必须为源源不断涌来的实为经济移民的难民提供福利。作为全球领导者的美国,其“软实力”也终于因为债台高筑、金援略显匮乏而受到盟友们怀疑批评,邻国墨西哥总统甚至因川普总统拒绝接受非法移民而声言“美国与我们(注:这个我们包括欧洲)的价值观不一样”。

在欧洲大国领袖中,经历了本国黄马甲运动没完没了折腾的法国总理马卡洪终于醒悟到全球化有问题。在他宣布“欧洲濒危”受到持续批评之后,他又在11月12日的巴黎和平论坛(Paris Peace Forum)发表谈话时指出:“我们国际体系正经历前所未见的危机,”联合国(UN)本身已变得“窒碍难行”。国家与组织之间需要新的合作方式、新的联盟。针对那些对他直言不讳发出的指责声音,马卡宏说:“我认为我们需要真相,拘谨或虚伪是行不通的,沉默不是解决的办法。”

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上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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