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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成了伊斯兰恐攻下的牺牲品 中共有缜密的灭族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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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的人有流动的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所以共产主义才可以在中国泛滥成灾,开启极端主义的高潮。但是挟着自由而兴起的共产中国,却不给人民这些自由,维吾尔族人更没有这些自由,所以我说,中共指控维吾尔人是极端主义,把整个民族三百万人关到集中营里头,是毫无根据的。中共信仰的才是极端主义,共产党才是恐怖份子。

中共一直有计划的在改造维吾尔人,被称为“新疆王”的王乐泉就曾说过:“要把维吾尔知识份子改造成不能起任何作用。”这也是为何2017年设立了再教育营就先抓大学校长及维族官员的原因。王乐泉于1991年4月调任新疆,隔年晋升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在新疆执政长达15年7个月,直到2009年七五事件发生后隔年被免去在新疆所有职务,由张春贤接替。

七五事件成为中共灭绝维吾尔人的分水岭

中共为何要选在这个时候设立再教育营,进行维吾尔种族灭绝行动呢?有几个因素,第一是2009的七五事件,这个事件让中共重新思考治理新疆的政策,也成了中共灭绝维吾尔人的分水岭。

2009年的七五事件起因于广东韶关的旭日玩具厂,因汉族女工疑似遭到性侵,汉族工人将矛头指向维吾尔族工人,并进行攻击,造成至少2名维吾尔族工人遇害。当时维族人透过互联网很快将消息传到乌鲁木齐,进而引发乌鲁木齐严重的种族冲突,最后派出武警镇暴,死伤数千人,变成世界的头条新闻。当时胡锦涛在义大利开G20会议,不得不中断会议,返回北京处理,这个事件让中共当局改变治理维吾尔族的政策。

汉化无法深入维吾尔家庭

从1949年中共进入东突厥斯坦开始,到1955年设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直透过慢性的同化政策逐步渗透维吾尔人及当地的其他突厥民族中,试图通过一些软实力去改变维吾尔人的身分,但一直到近代还是没能接受中国的文化。

例如我是从小学汉语长大的,大学毕业后当了15年老师,学校里只有八个维吾尔人,其他两百多个都是汉人,我一直给维吾尔学生教中文,给汉族学生教化学工程,但是我在家里讲维吾尔语,听歌也是,唯一崇拜的中文歌是邓丽君的歌,因为那时候中国刚改革开放,邓丽君的歌是伴随着地下录音带进来了,中国政府一方面说那是靡靡之音,西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表征,不让我们听,但我们就想听那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喜欢传统维吾尔歌曲。

我可以说,在我使用的三种语言中,维吾尔语、中文、英文,中文相当于我的母语,我可以不用思考的说出任何话,我在美国跟人说话,首先想的是中文,然后在脑袋里翻译成英文再说出来,如果有人用维吾尔语问我电话号码,我也是先想中文再翻成维吾尔语讲出来,我翻译的速度很快,但我知道我用中文在思考。也就是说,像我是这样一个接受中文教育的人,还是认同维吾尔文化,不仅我如此,所有维吾尔人都一样,这让中共执政者非常失望与愤怒,因此,在2009年七五事件之后他们决定改变策略,采用更加严厉的手段对付东突厥斯坦的人民。

第二代民族主义主张取消民族自治区

七五事件隔年,也就是2010年,清华大学的胡鞍钢、北京大学的马戎(中国人民大学民族学教授)、中央统战部的胡联合,这三个人一起提出“第二代民族理论”,就是现在在东突厥斯坦执行的政策,当时很多人忽略了这个信号。

所谓第二代民族理论,乃认为现行的维吾尔自治区、图博自制区、蒙古自治区是对少数民族身分的肯定,给予特殊待遇,未来中国应该要学美国成为各民族大熔炉,不应该有自治区这种特殊待遇,要让所有人变成中华民族,但是主张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中华民族”,并以“族群”取代“民族”,用“中华民族”取代“56个民族”,所以必须取消民族优惠政策,屏除民族差别,最后的目的就是取消民族自治制度。

当时胡联合说:“维吾尔人的国家认同感薄弱,是因为维吾尔知识份子在强调维吾尔身分,所以要将维吾尔知识分子改造成不能起认何作用。”这就释出了即将打压维族知识分子的讯息。

有一位军事学者戴旭,当时位阶上校,2010年在上海一个外语学院演讲时则表示,2009年七五事件证明,维吾尔的中国认同是零,中国这几年对新疆维吾尔的工作成果是零,中国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以免未来中美发生冲突,美国可以一个晚上组织40万到50万维吾尔人来跟我们作战,所以要对维吾尔人进行最后的解决。

还有一位大学教授梅新育,也是个网路写手,他认为维吾尔人、图博人(藏人)的宗教、文化太落后,必须汉化,通过中文让他们进步。

在中共统治六十年后,维吾尔人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汉化水准,不够臣服,中共决定采取残酷的种族灭绝手段。

极端伊斯兰教派的恐攻给中共带来机会

从哪里找发动的借口呢?极端伊斯兰教派对西方世界的恐怖攻击,无疑是最好的破口,因为维吾尔人也信奉伊斯兰教。

自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以来,盖达组织又发动一连串世界各地的恐怖攻击事件,例如2004年西班牙马德里的311爆炸案,2005年7月伦敦地铁爆炸案。

由盖达组织脱离成立的伊斯兰国ISIS,除了持续发动恐攻,例如2015年1月法国查理周刊总部枪击案,及11月巴黎连环恐怖攻击事件,还多次运用网路新媒体播放野蛮残暴的杀人实境,引起全世界的愤怒,也对伊斯兰教产生反感,中国看准此时,认为是处理维吾尔问题的大好机会。

另一个直接观察是,九一一以前人民日报关于“新疆王”王乐泉对新疆议题的公开谈话,都说没有问题,民族团结,一片和谐,人民幸福的生活着,各民族之间如兄弟友谊。但在九一一恐攻之后一个星期,王乐泉的谈话完全相反,他在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是恐怖主义最大的受害者。可见九一一事件为中国找到一个处理维吾尔人的一个最大的切入点。

他们认为在这种氛围下,西方世界应该不会对中国处理维吾尔人的手法有什么意见,于是开始进行对维吾尔采取种族灭绝行动,只是中共的理解错了,他们的做法有违普世价值,当美国、欧洲看到新疆集中营出现以后,引起很大的反弹,套一句美国国务卿庞毕欧(Mike Pompeo)的看法,这是人类的耻辱。

刻意放行维吾尔人成为恐怖分子

如何让伊斯兰恐攻与维吾尔结合,中共也有相当缜密的计划。

首先是2009年的七五游行,起初只是一场示威游行的活动,依中共对新疆的高度控制,如果不是故意放行,是不可能发生族群冲突的暴动,之后中共武力镇压杀了数千人,这是让维吾尔与恐怖攻击结合的第一步。

当时有一个维吾尔母亲到处寻找儿子,最后她对媒体说:“我很羡慕巴勒斯坦的母亲,他们可以在儿子被打死之后得以亲手埋葬自己的儿子,但中国政府连这个都不允许。”她这番话激怒了中共,将她判刑十几年入狱。

再来就是叙利亚内战爆发以后,有一些维吾尔人跑到叙利亚,但是以中国对维吾尔自治区的严密控制,能够大规模逃入南亚,必有人接应。

我在2014年前后到土耳其访问时,曾问过一个刚逃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是怎么逃过来的,他说,他在和阗的时候,有人公开跟他们讲,你要先抛弃家园,先要拯救其他的穆斯林兄弟,不要想你的祖国,才能够拯救自己,所以你们应该把家先给扔了,离开东突厥斯坦(新疆)。于是,然后他们一行六十几个人就从和阗一路走到云南。

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从2009年以后,维吾尔人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子都要拿通行证才能通过,这些维吾尔人竟然可以几十人、几百人一起从和阗一路畅通无阻走到云南,在跨过边界,和汉族的走私集团一起,有老人、女人、小孩一起经过边境上的汉族村落进入缅,再到泰国,接着走到马来西亚,就有人替他们弄来土耳其的护照,让他们飞到土耳其,到了土耳其之后一部分人生活无着落,便进入叙利亚加入恐怖组织。

这里头他们最大的疑问是,他们如何集体从新疆走到马来西亚,如果没有政府刻意放行,绝无可能在中国严密的监控下跨越村庄,再跨越边境,所以我的推测是中国政府刻意利用哄骗、煽动的方式,让一部分维吾尔人进到叙利亚,这样中国就可以跟国际社会宣称叙利亚恐怖组织里也有维吾尔人,达成维吾尔与恐怖组织结合的目的。

当这些条件都刻意制造出来并成熟之后,到了2017年就开始设立新疆再教育营,也就是集中营,来进行维吾尔人种族清洗政策。

维吾尔的伊斯兰教派很萨满

其实,维吾尔人的伊斯兰教信仰和极端伊斯兰教派是很不同的,我不否认维吾尔人里头有极端伊斯兰信仰,但绝对是少数,并没有像中共所说的新疆是全民性的伊斯兰极端主义。

因为维吾尔人是温和的穆斯林,所信仰的伊斯兰教派属于最温和的教派,允许一定的推论,融合了维吾尔传统、突厥文化、萨满教、图腾崇拜,尤其充满萨满教痕迹。

我小时候在伊犁农村住的时候,经常有人生病了,就请来巫师,在房里吊一条跳大绳,让病人拉着,萨满教巫师(basi)就会念着咒语拉着绳子转圈,旁边则燃起熊熊的火堆,这样的仪式下来,有病人真的被治好,这些仪式和伊斯兰教其实是格格不入的,但一直存在于维吾尔族人的生活中。我想强调的是,维吾尔人的伊斯兰教信仰是有所区别的。

再一个我想强调的是维吾尔族人的女性地位是很平等的,例如十二姆卡姆,也就是维吾尔传统的大型音乐套曲,在举办麦西来普(维吾尔族人的欢乐聚会)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女性伴着这个舞曲来舞蹈。这在传统伊斯兰教也是不被允许的,女人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娱乐场合,所以维吾尔人的伊斯兰教信仰有其独特之处。中共因为维吾尔人是穆斯林,就强加恐怖份子的罪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维吾尔人没有任何自由

再者,任何一种思想的传播必须要有三个条件,第一个人员的自由流动,但维吾尔人自从被中共统制以来,是最难出国的民族。图博人(西藏人),地处高原,有大雪覆盖,人民冒着生命的危险还可以穿越边境逃亡到印度,但维吾尔族人的边界大都是平坦地区,中共把守非常严密,根本不可能逃亡,所以人的自由流动根本不具备。

第二,要有出版、言论、结社的自由,才能传播思想,这在新疆根本不存在,例如,从中共建政以来,曾经当过国民党国大议员的莫罕默德‧伊敏写的一本书〈东突厥斯坦史〉(1940年),在国外出版,我在逃亡出国前只从中国的学者那里听过他们的批判,从来没见过这本书,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共早就把维吾尔人的宗教书籍收缴起来全都烧了,最近又进入第二轮的收缴烧书,把书都烧光了,一本国外出版的书都进不去,哪来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

第三个是现代社会产生的互联网信息交流的自由,中国的互联网本来就是一个区域网,新疆更是区域网中的区域网,全面监控,警察可以在大马路上拦截任何一个人查看智慧手机里的内容,一旦发现有任何可疑的内容,都可能被抓、被判刑。在这么严密的控制下,那里有宣传极端主义的空间!

我们想象一下,共产主义、马列思想是怎么进入中国的?满清被推翻以后,北洋政府处于弱势的时候,很多中国人可以到苏联,到欧洲,到任何地方,包括中共的头头,例如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在法国勤工俭学,刘少奇到苏联,他们不仅可以到国外,还把马克思的思想带回到中国,像陈独秀、李大钊就创办“新青年杂志”公开宣传马列主义。

那个时代的人有流动的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所以共产主义才可以在中国泛滥成灾,开启极端主义的高潮。但是挟着自由而兴起的共产中国,却不给人民这些自由,维吾尔族人更没有这些自由,所以我说,中共指控维吾尔人是极端主义,把整个民族三百万人关到集中营里头,是毫无根据的。中共信仰的才是极端主义,共产党才是恐怖份子。

香港反送中的年轻人值得尊敬

看现在的香港年轻人,不会再对中国的咄咄逼人感到麻木,台湾也是,美国也是,我想这是因为维吾尔人在中国在教育营的问题愈来愈受到世人的关切,美国政府以及民间亦然,才会通过人权法案及以经济手段来制裁中国。

在我最近和香港年轻人交谈的过程中,觉得香港反送中运动最让人钦佩的是,这些年轻人没有个人主义,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港府要接受五大诉求,这些年轻人完全屏弃英雄主义,为一致性的目标而努力,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反省、学习。因为一般的社会运动,包括东突厥斯坦或中国民运人士,都过分强调自己在运动中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只要个人主义凌驾整体的目标,就会削弱抗争的力道,这一点在这次香港反送中完全看不到,这是这次香港反送中运动让人刮目相看之处。

目前港府已经撤回送中条例,虽然太慢了,香港年轻人还持续为五大诉求而抗争,但也算阶段性的成功了。这对我们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自然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尽管台湾人拥有自由民主,如果你们认同一国两制,有一天让这个制度落实,那你们也会被送进集中营,因为文化信仰不同,中共容不下你们,所以集中营距离台湾一点都不远。

(口述:伊利夏提·哈桑·柯克博尔,纪录:林瑞珠)

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上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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