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大陆媒体报导，11月30日，在首届北京大学全球校友论坛上，北大校长郝平表示，将卫健委和教育部收入合并统计，2019年北大总收入达340亿（含附属医院等收入），北大总收入在中国高校中应是第一位的。郝平还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整体建成世界一流大学，2030年进入一流大学前列。”
郝平没有明确提到的还有北大校办企业的收入。看到北大校长颇为自豪地宣布当年的收入，笔者感到一阵悲哀。虽然早已知道今日的北大已然不堪，虽然知道北大早已担不起所称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称号，但没想到其已经如此不堪：居然到了公开炫耀金钱的地步。这样的北大，无疑是成为不了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所一流大学是靠着兴办企业，靠着炫耀财富被世界所承认的。
或许在北大某些管理者看来，北大距离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主要是SCI的数量不够，这些完全可以在拥有雄厚的资金后，或者直接收购作者，或者收买世界知名学术杂志，或者联合办刊等方式解决。而且因为有了钱，北大可以吸引更多国际知名教授来校任教。一旦这方面问题解决，北大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指日可待。
那么，什么是衡量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北大原校长许智宏认为有三个标准：一是有从事一流研究工作的国际知名教授；二是有一大批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培养出一大批为人类文明作出很大贡献的优秀学生。照这个标准，北大显然不够标准，因为今日的北大何曾有一大批影响人类文明的成果？何曾有为人类文明作出很大贡献的学生？具体来说，北大何曾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何曾出一位世界公认的大师？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北大培养了不少中共官员，不少富豪，其中还有贪污犯。
为何今日的北大无法产生影响人类文明的成果？无法培养出为人类文明作出很大贡献的学生？这自然涉及到许校长无法言说的其他衡量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比如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高度的学术自由。
曾经的北大有着海纳百川的气魄，有着独立的学术精神，有着一群懂得如何维护“大写”、如何爱护教师学生的校长和行政人员，更拥有一些特立独行、让人高山仰止的教授。他们既弘扬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又传授西方文明。长袍马褂、西装革履，在北大校园并不相斥。北大兼容并包的精神得以很好的体现。
同样，追求高度的学术自由也浸透在北大师生的血液中。当1939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训令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等高校联合组成）必须遵循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使用全国统一教材并举行统一考试等时，联大教务会议选择了拒绝，并推举冯友兰教授起草了《抗辩书》。在他们看来，教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政府是无权干涉的。而国民政府收到抗辩书后，也选择了接受。
当被中共视为早期重要领导人的李大钊在北大宣传马克思主义时，蔡元培先生虽不赞同，但选择了包容，并担着北洋政府通缉的压力而将其解聘。蔡先生在任校长期间，曾七次提出辞职，抗议行政干预司法，抗议政府违背法治等。
这样的北大的“大”字格外醒目，而这样的北大却只存在于1949年前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待政府的原则是：你不对的时候我批评你，你对的时候，我就支持你。而民国政府也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格、知识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
1949年中共窃取政权后，中共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将众多文化传承的精英的脊梁打断，他们中被迫害致死的，自杀的，无计其数。而一些人为了苟活，选择了出卖自己的人格，接受中共的洗脑和改造。自然，在历次运动中，北大都不曾幸免，时至今日，北大自由和兼容并包的精神早已荡然无存。此时的北大除了培养愈来愈多缺乏良知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外，还培养了不少不知傲骨为何物的“软骨病人”；整个校园，也随处可见官场的味道，媚上已成为北大行政人员自觉的选择，而恐吓学生、配合当局抓捕学生也是常态。去年北大毕业生张圣业在校内被中共便衣暴力绑架，北大决定成立北大委员会巡察办公室和北大内部控制管理办公室，就是例证。
而且，笔者绝对相信，现今的北大校长是绝不会为任何一个批评当局的学生，以辞职相抗议的。笔者也绝对相信，甚少有北大教师敢于在课堂上曝光中共的种种丑闻的，不少北大学生不知道“六四”为何物就是这样的教师群体教育的结果。而充斥在校园内的中共一个个所谓的精神、讲话，正在日复一日地对师生们进行着洗脑，党文化贯穿在整个教育中，取代了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
这样的失去了人文底蕴、缺乏学术自由的北大，能吸引国际一流的师资来任教吗？能产生影响人类文明的成果？能培养出为人类文明作出很大贡献的学生？能成为国际公认的一流大学？
而对于金钱的态度，在笔者的印象中，也没有哪所世界顶尖学校的校长像北大校长这样堂而皇之的炫耀金钱。大学的价值体现在哪里？
世界顶尖名校美国哈佛大学曾走出了8位美国总统、157位诺贝尔奖得主、18位菲尔兹奖得主、14位图灵奖得主以及数百位世界500强企业高管。其校长德雷克·博克于1986年在大学350周年校庆上的演讲中提到了如何应对外部环境令人忧虑的变化。
一个是随着学校的成功和繁荣，“各种集团自然会受到诱惑，希望利用学校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包括军情部门、商人们和社会活动家。另一个是政府的规定有越来越多的势头，尽管这些规定大多数是合理的，但一个问题是政府的干预还要走多远。博克认为，规定就意味着千篇一律，中央计划和官僚控制。“我们头上的规定越多，把我们周围只是很好的环境变为严重阻碍国外兄弟院校的那种制度的危险就越大。”此外，经费问题也是大学管理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即如何从政府和个人手中得到资金。
不过，博克将外部这些变化都视为对大学的一种危险，因为“它们都是由于对大学本来的目的和达到这些目的所需要的基本条件认识错误而造成的”。为此，“我们需要说服公众并时时提醒我们自己大学不是营业性公司，不是国家安全的工具，不是急于在世界上强行推行自己社会观点的军事机关。许多组织可以提供咨询或帮助解决社会问题，或开发新的产品，或推行新的军事目的，但只有大学或类似的学术机构能够发现为提出创造性解决办法作基础的知识，只有大学能够教育出永远作出判断性决策的人。许多人可以成为企业家，律师或者有影响的顾问，但是只有具有安全和自由保证的学者才能去探求科学真理。阅历可以锻炼我们的判断力，使我们更加成熟，但只有教育能同时发展智能，启发新的兴趣，树立志向，提出重要问题，加强理解力的多重目的。只有这些，才是大学给以学生的真正贡献，而不是闪闪发光的大学牌子，或其毕业生在社会上的影响。”
简言之，博克认为，大学的职责是为养育自己的社会服务，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成为公司，不是去当国家安全的工具。
正因为有此认识，哈佛才成为哈佛，才高居世界一流大学的前列，而高调炫耀金钱的北大，还不明白自己的差距在哪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