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中的孩子，连抑郁都是矫情
这两年，青少年心理健康引发的问题越来越多地浮出水面。
去年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10-16岁的未成年中小学生中，约有14.8%存在抑郁风险，相当于7人中就有一人。在西部、农村地区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风险更高。
心理老师的存在变得急迫且必要。2021年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每所中小学至少配备一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正是这一年，26岁的文莉入职县中，成为这所中学有史以来第一位心理老师。
这里的学生很需要文莉。在严格遵循军事化管理的县中，他们背负着更大的升学压力，得到的却是更稀缺的资源、更少家庭的支持和关注。甚至抑郁症去污名化尚还是件难事，因为生病无法继续学习的孩子会被指责，“你是不是就想偷懒？”。
只是文莉刚想开展一番事业，就被狠狠泼了盆冷水。她入校的第一天，被“发配”去当语文老师和班主任，身兼数职。高强度的工作加上不合理的评价体系，她比学生产生了更多困惑。
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所写，或许正是文莉的心声，“教育只是社会的映像和反映。……老师们同样生活在整体的社会道德环境中，本身也会受到影响，他们又如何教给学生与众不同的思想呢？”
以下根据文莉的讲述整理：
一、没有成绩，你什么都不是
我大学读的是应用心理学专业，2017年本科毕业，我没有像班上大多数同学一样转行，而是去了云南某偏远地州乡镇学校，考上了特岗心理教师职位。
我喜欢与人交流，也喜欢当老师的感觉。在乡镇工作满三年时，我看到县城的初中在招聘心理教师，想着有编制、专业对口，县城中学应该会有更大的施展空间，于是果断报名。
那时我以为，心理老师就是单纯地负责心理方面的工作。没想到我一进校，就被要求担任班主任和两个班的语文教师。
事实上，我从没接触过语文教学，学校也不在乎我有没有相关资质。因为语数外三大主科的教学任务更重：课程多、批改量大、还需早起看早读，资历老的老师只要有机会转岗去教小科目，就不愿意教主科。主科老师的缺口很大。
我每周的课时量达到30节以上，是正常课时量的二到三倍。光教学已经很忙了，入职第二年，我还成了校团委书记，需要额外承担校团委的行政工作。
每个月，团县委都会下达任务——3月学雷锋，4月缅怀先烈，5月青年节……从前期策划、中期执行到后期宣传，都由我一个人负责。最头疼的是，学生实际上没有课余时间开展活动，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我的一天通常这样度过：早上六点多起床，六点五十就必须出现在教室，上完晚自习下班已经十点。上课、守自习、改作业、做材料……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经常整个半天都来不及去喝口水、上个厕所。
大小病不断，却没时间看病，都是自己买药，对着说明书服用。有时候，连去药店的时间都没有，尽管药店就在学校门口不到200米的地方。一般是美团买药送到校门口，隔了很久我才有空去拿。
感冒药、头痛药、喉咙药、退烧药……我的办公桌上什么药都有
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我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开展心理健康的工作。
我曾经找领导协商，我理解学校不容易，可以先带别的科目，希望等有老师了，能允许我全身心投入热爱的心理工作。可是一直等到第二年，情况还是没有改变。有一次，有个领导同意给我调去教政治，开会时都说好了，第二天公布新一学期的教学安排，发现还是让我继续教语文。
而我提出的许多设想，也没有落地的可能。过去我在办公室、操场或者食堂遇到领导，就和他们说自己的规划：能上心理课是最好的，不能也要定期做筛查、开活动。
这是写在心理教育教科书上的话，也是我大学一直在学的东西。一个完整的校园心理健康支持系统，首先要有稳定、持续的心理课程，最少也要两周一次。其次要有定期的大型活动，比如讲座、团辅、游园。还要有筛查测评，最少一年筛查一次，对有问题的学生不断地跟踪和反馈。最后，还要开展个体咨询作为辅助。
而以上这些“应有”的环节，这里一个都没有。
领导总是打个哈哈敷衍过去，后来学校的中层直接告诉我，不会给我开心理课的，“十年后估计也开不起来”。
只有当上级需要完成的某项检查里有涉及到心理健康的部分——比如校园安全工作、德育工作等等，才会要求我提供一些我从来没有机会真正讲授的课件和教案。
和县里其他学校的心理老师交流过后，我发现我并非个例。县里只有一所高中有专职心理老师，其他中小学的心理老师要么由教其他学科的非专业教师挂名，要么像我一样虽然是学心理出身，实际上身兼数职，没有接触心理工作的机会。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这两年国家重视，对心理老师的师生配比有要求，加上学校年年都有跳楼未遂的学生，所以我入职那年，上级给了学校一个心理教师的编制。
可是进学校之后，我就完全归学校管理了。县教体局的人知道新招的心理老师在教语文，他们没有插手。
对于心理老师的考核，从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县里那位唯一的专职心理老师，因为不带班，没有成绩，所以考核被领导随意打分，打了全校最低分，很伤自尊。因为各种阻力，她也没有在校园里开成心理课。
其实国家是有规定的，心理老师享受跟班主任同等待遇，但几乎没有地方能落实。我与副校长争辩，他显得很无所谓：“那是国家的规定，我们县是县说了算，甚至是学校说了算，我们学校就是拿成绩说话的。没有成绩，什么都不算，你什么都不是。”
那段时间唯一的慰藉，是抬头看看美丽的天空
有段时间，我每天一睁开眼睛就会感到痛苦，只能靠意志逼自己起床上班。骑车去学校的路上，我经常会生出一种陌生感，不知道自己是谁。一路上，我无意识地不断问自己，我要去哪里，我要干什么，这些问题我答不出来，但是脚会不自觉地骑车往学校的方向走。
有几次，我会莫名幻想突然出现一辆大车把自己撞飞的画面。走进学校的那一刻，我又全身心投入工作，完全忘了所有的痛苦。
现在回想起来，或许那时我已经是抑郁的状态了，可当时的我并没有太多时间和心情关心自己的情况。
二、教育机器
这是县里规模最大的初中，每个年级有十几个班。人很多，但学校不大，两排教学楼、四排宿舍楼，和一个由简易遮雨棚充当的食堂，构成了两千多个孩子全部的世界。
这也是全县升学率最高的初中，把县里其他初中远远甩在后面。即使是全年级成绩最差的班，也有2/3左右的学生能考上高中。
和许许多多县中一样，作为“全县的希望”，它肩负着巨大的考核压力，只能靠高强度的学习和军事化的管理苦干出成绩——这是心理教育无法开展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也是滋生心理问题的温床。
每个建筑从二楼起都被金属质地的防盗网封得严严实实——我到学校的第二年，一名男生险些在校园内跳楼自杀，那之后没多久，学校就装上了这些防盗网，从物理上切断了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但其他方面一切照旧。
从此之后，这里就更像一个监狱，从内到外都密不透风，让人感到压抑。
教学楼里的走廊，也安上了铁栏杆
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定死的，像机器一样不停运转。从6:50上早读，从直到22:30寝室熄灯，学生们没有半刻喘息，去哪里都要用跑的。
中午12:05下课，12:15去食堂已经几乎没有饭了，12:20要进宿舍，12:30值日老师开始查寝。
饭点的时候，食堂座位不够坐，端着碗的孩子坐满了教学楼一楼的阶梯。更多的学生为了节约时间坐也不坐，打饭的地方到洗碗的地方不到一百米，他们打完饭，干脆边走边吃，走到洗碗池，饭也刚好吃完。
课间只有八分钟休息时间，有的课间才三分钟。已经如此短暂，学生们还只能在班级前后门之间的区域活动。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课间都有值日老师检查。如果有学生窜到别的班门口，就会挨批评。
我们班初二那年搬到了二楼，背后就是一个花园，我经常把他们“撵”出去，让他们去花园里面玩玩。我说你们可以去踢球，去看花，去捉鸟捉虫。但是他们已经麻木习惯了，很少有人下去。偶尔有学生玩闹一会儿，踩着铃声进来，就会有老师和我“告状”，他们觉得孩子跑得大汗淋漓的，上课就没精神了。
可是十多岁的孩子，正是爱玩爱动的年纪，保证充足的运动量才会更有活力。长时间关在狭小的屋子里面，非常影响身心健康。
教学楼背后的小花园
我时常觉得这里像一个庞大的教育机器。每一个老师都是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负责把学生加工成符合标准的合格产品。学生们被剥夺了自主的时间和空间，也不允许有不同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