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中评价人的方式是如此单一，只有成绩。除了成绩，没有任何可以给到孩子支持的东西，孩子有特长、优势，也不被认可，不被尊重。学校没有任何课外活动，唯一一次破天荒地开了“兴趣课”，还是为了应付检查，抽出一个年级上，后来检查不严了，“兴趣课”再也没开过。
有一种说法是，“心理学面对的已经是最末端的问题了。”无法改变现实，才只好诉诸心理，这样高压的环境得不到改善，我一个成年人都觉得压抑，要这些孩子怎么不抑郁呢？
三、“抑郁就是矫情”
和城市里的孩子相比，县城的孩子很难意识到自己的心理问题。哪怕生病了，他也不知道他病了，更不知道要和谁说，没有任何能够求助的资源。
我过去接触过城市里的学生，他们会看书，会查阅资料后主动询问我：我有这些症状，是不是生病了？我是不是抑郁了？我怎么办？
但是县里面的孩子是没有这种自我觉察性的。哪怕我做了一些科普，他们仍旧觉得“心理疾病离我好远”。当疾病真正发生，他们格外手足无措。
孩子对心理疾病的觉察和周围人的观念有很大关系。这个环境不允许学生有心理问题。
在县城，对抑郁症等心理疾病最常见的错误认知，不是将其妖魔化，而是将其普遍化、平常化。校领导不止一次公开说心理学是假的，“信不信把学生送去州医院、市医院，全部都会诊断成抑郁症”。他们向学生传输的也是这种观念，“你不要觉得自己有病，你没有病”或者“我们任何人都是有病的”。
有一次开全校学生大会，一位中层领导问台下的同学们：“你们谁敢说自己最健康、最没病？敢的人举手！”底下有同学举起手，他接着说：“等下我带着你去医院，一诊断，就是个重度抑郁。”举手的同学又默默把手放下。
当学生出现心理问题，学校的第一反应是认为他是“装的”，是为不想读书找的借口。即使有学生已经去县医院得到抑郁症的诊断结果，他们也觉得医院的诊断是“骗人的”。甚至一些班主任也这样认为，每天说说笑笑的人怎么可能抑郁呢？哪怕相关的科普已经非常多，在网络上几乎是个常识了。
而学生因为担心被老师贴上“矫情”、“懒”、“不想学习”的标签，不敢发现自己的问题，更不敢向外界求助。结果就是越来越严重。
每个老师都要在校园的不同地方“站岗”，这是我值周时负责守的花园，晚上下自习也要来守，学校怕学生躲在这里谈恋爱
我刚去的第一个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副校长突然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去一条公路，帮他劝一个学生回校上学。这个学生在妈妈送他上学的路上，突然说，要是再逼他去读书，他现在就从这个大桥跳下去，或者撞车撞死掉。
我当时人不在县里，没法马上赶到，就在电话里多问了几句学生的情况，才知道他已经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我很震惊，告诉副校长，孩子这种情况已经明确地在实施自杀行为，要引起关注，赶紧就医，今天不要再去刺激他，更不要想着让他回学校了。
可是无论我说什么，副校长依然坚持让我把学生“劝回学校”。我不同意，最后，他失去耐心，愤怒地挂了我的电话。
后来这个学生怎么样了我不知道——这是我工作的常态。虽然是名义上的心理老师，但我几乎没有机会完整地跟踪一个案例。学校只在危急情况时把我拉过去，让我和学生聊几句，没头没尾的。
我的办公桌上，总有一沓待批改的作业
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不仅得不到学校的信任和支持，也很难得到来自家庭的帮助和关怀。
县城地处金沙江流域的一处干热河谷，是全省闻名的农业大县，支柱产业是蔬菜水果种植和销售。在我们学校，只有极少数学生的父母是公务员或做小生意，这些学生集中在最好的几个班。其他学生的父母基本都是农民，对心理疾病闻所未闻。
我接触过一个女生，通过量表和结构化提问判断她确实有一些心理问题。和学生说了之后，她告诉我，“没关系的，我还能再撑一下”。我想联系家长，帮她寻求更多帮助，她只说，“老师你不要说了，说了家长也不会信，只会觉得我矫情，他们不会支持我的。”
还有一个尖子班的学生，最初班主任觉得不对劲，是因为他频繁地跟课任老师发生冲突。老师只是正常地说话，他会突然瞬间情绪爆发，站起来破口大骂，仿佛产生了一些妄想。
进一步观察后发现，他常用小刀划自己的胳膊，胳膊上深一道浅一道排满了暗红色的刀痕。在寝室，他会毫无征兆地将头狠狠地撞向床架。班主任怕出事，就来咨询我。我们都很担心他的情况，把他的家长叫到学校面谈，想让家长带他去医院做进一步的诊断治疗。
没想到，妈妈来了之后对孩子的自残行为并不在意，她反复说，她和孩子爸爸平时都很忙，孩子是因为离家远，觉得父母不够关心他，所以要装病，以此来获得父母的关注。在我的强硬要求下，这位妈妈才答应带孩子住院治疗。
和一些学生聊下来我发现，他们的症结其实是在家庭。我在学校给他们做好了心理疏导，但是很难说服家长改变相处方式，学生一回到家，面对糟糕的家庭关系，很快又会重新陷入抑郁。
我班上的一个学生，父母会在他面前骂人、打架，说话也很难听，对他动辄打骂，但孩子从来不敢对家长说，这些行为对他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我把家长喊来沟通，他们满口答应，但后来问孩子，还是没有什么改变。
更何况，很多时候，孩子心理上出了问题，并不比孩子成绩下降更能引起家长的重视。
四、一则免责声明
疫情之后，整个社会对心理问题都越来越关注了。县里先后发生了两起中小学生自杀事件，之后，全县范围内的学校都加强了对学生的心理问题的重视。
这看起来是件好事，但我总觉得，我们离正确的路还有很远。
有学生自杀后，县教体局要求各个学校上报名单，排查“问题学生”。所谓“排查”，其实就是让班主任把单亲重组家庭学生、贫困生、残疾学生还有“刺头”都统计出来，选出他们眼中疑似抑郁症的学生，汇成一个六七十人的名单，让我给这些的学生开场讲座。
我听到这个消息啼笑皆非。且不说这种“排查”方式根本不科学，抑郁症很复杂，不是开个讲座，说两句话就可以好的。要一个个单独地做辅导，才能评估到底是什么原因，对症下药。该就医要就医。
学校想的很简单，讲一场讲座就可以让他们舒缓情绪、不自杀了。他们不专业的做法完全不起作用，甚至会带来更多不可想象的问题。
他们选出的人未必是抑郁症，却让我针对抑郁症讲，相当于给别人贴标签。里面有真实抑郁的人，一看这种专题讲座，就会立马对标自己，也会有病耻感。一群同样抑郁的人在一起，如果中重度的互相认识，某种因素催化下甚至可能会相约“集体自杀”。
我不愿意成为二次伤害学生的那个人，因此我拒绝了。他们又去找了大学的一个心理学教授，人家当然也没答应。后来这件事不了了之。
我猜测，也许学校也知道这样没什么效果，他们只是把这些行动看作一则免责声明，一种出事之后可以为学校开脱的理由——“我们给他们做过心理辅导了”。
23年的夏天，去一个经常生病的孩子家家访，她们村有一棵酸角树
22年下半年，疫情卷土重来，学校三天两头封校。原本学生周末两天还能回家休息，现在只能呆在学校上课和自习。什么时候能放假，都是未知的。晚上查寝走过女生宿舍，经常听到阵阵哭声。
那段时间，很多学生因为心理问题住院，光我们年级就有七八个。副校长对抑郁症的态度出现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毫不在意变成了严防死守。
他不再嚷嚷着“抑郁症不是病”，听说哪个学生得了抑郁症，也不管是不是真的，就如临大敌，让他们都去住院或者由家长领回家，“反正不能在学校”。
有个孩子住院后觉得自己恢复得差不多了，没上报就回学校上课。副校长发现后非常生气，当着全办公室老师的面质问班主任：“你们班主任是怎么防的？怎么会让这种学生进来？赶紧让家长领回家去！”
从专业的角度看，评估学生能否复学需要很多流程。医生出具建议书后，心理老师要对学生进行访谈，观察他的语言和认知，做一些小的测评。还要收集他周边人的反馈，看他的状态是否稳定。
只不过，学校也并不遵循这一套，全凭副校长自己判断，标准是成绩。如果住院的学生成绩很好，他会希望学生尽快返校；如果学生成绩较差，他就会让学生赶紧回家。
封校的日子里，学生们说学校小卖铺的纸太粗糙且贵，让我帮忙“代购”
去年上半年，我和另外两位不同学校的心理老师，被县里组成群访工作组，为各学校排查出的问题学生做心理咨询。
其实在我们看来，充其量只能算是访谈。心理咨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我们只能和每位学生进行一个小时左右的交流，建立信任都很难，更不用说帮助他们解决什么实际问题。
我们都觉得，拉我们去只是走个过场，假装全县很重视这个事情。
即便知道成效微乎其微，但我能感觉到其他两位老师和我一样，还是想努力做点什么，可能学心理的人多少都有点理想主义情怀。每个孩子有什么问题，需要校方、家长注意什么，我们还是会整理成文字交给他们的班主任。
群访结束时，我们写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报告提交给教育局，列出了一系列问题，以及对部门和学校的建议。报告交上去，没有任何回应。但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