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获悉，我人生中的三大导师之一－－曾永贤资政于12月3日晚上以97岁高寿仙逝。惊悉他的过逝，前尘往事涌上心头，内心激动彻夜未眠。我和曾资政曾在总统府朝夕相处十多年，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为国家执行过多次任务，都能不辱使命。
1988年1月13日经国先生过世，李登辉先生接任总统大位，那年9月李总统组建总统幕僚团，由张京育先生主其事，郭岱君小姐担任幕僚团和总统之间的联络人，我和曾资政初识于幕僚团的大陆小组。
1990年在我即将赴史丹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任博士后研究员前夕，曾资政通知我李总统要我到总统府工作。此过程中发生一个波折－－当时的国安局长宋心濂认为我和「党外人士」来往密切，而且常在渔村、农村活动，有安全上的顾虑，力劝总统不要进用。但在李总统的坚持，与曾资政担任「保证人」的条件下，我最终还是成为李总统的幕僚，从此开启了我和曾资政长达十多年的共事生涯。我和曾资政的办公地点，在总统府三楼310办公室，是原蒋经国总统的幕僚办公室，对外名称为「国统会幕僚小组办公室」。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国际上发生1989年「柏林围墙倒榻」事件不久，中国本身不只经济改革陷入停顿，还刚经历了「6.4天安门事件」，中共政权正处于高度戒备、防卫的状态。
而台湾则刚结束强人统治，李登辉政权还正面对非主流势力的反扑与夺权，以及国内千头万绪的民主改革。
李总统当时的策略，是任内不主动处理统、独问题－－因为无论国际或国内都缺乏解决统、独问题的条件。所以任何统独的争辩，都将浪费宝贵的时间－－而是将全部力量集中在推动台湾的民主改革。这和邓小平主张「不争论」，全心全力发展经济的精神完全一致（注一）。
所以当时两岸的基本态势是：两岸分隔已超过四十年，彼此完全没有互信基础。同一时期，台湾正为政治民主，大陆则为经济发展，各自心无旁骛地进行着改革。
当时民主改革最大的障碍，就是临时条款下的「动员戡乱」体制。一般人忽略「动员戡乱」体制固然使蒋氏父子取得对内专制统治的「正当性」；但它同时对两岸则起到隔绝人员来往、断绝经济交流的作用。
李总统启动民主改革的第一步是将国会的选举权还给人民。而这就需要终止「动员戡乱」体制，来为废除「万年国会」扫除障碍。但终止「动员戡乱」体制，将带来一个后遗症，那就是台湾对大陆的门户将因此洞开，人员往来、经济交流也将随之扩大。更严重的是国内统、独议题的争论也可能更加尖锐化，并掺杂了对岸的元素。
统、独争议的两岸化，首先出现的乱象是两岸之间「密使满街走」。一时之间台湾的失意政客、帮闲文人、无聊学者，「社会贤达」，络绎于北京途上。
这些「密使」以鲁仲连或季辛吉自居，用个人意识形态创造简单、抽象的名词，企图解决一个背后涉及复杂国际因素；而且多年来无解的两岸议题，并热心地向中南海的领导人「献策」。
这样的现象若只是让对岸领导人上当受骗（例如沈诚事件）也就罢了，但若导致更严重的状况，例如造成双方误判，甚至可能引发军事冲突，将使台湾陷入不必要的危机，也会干扰台湾民主化工程的推动。
因此李总统在宣布终止「动员戡乱」体制之前，必须在统、独争议以及两岸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那就是「有条件、有阶段，没有时间表」的「国家统一纲领」，以落实「不争论统独、全力进行民主改革」的策略。顺此脉络，李总统1991年3月14日通过国统纲领后，紧接着在4月30日宣布终止「动员戡乱」体制，开始推动国会全面改选。
除了建构国统纲领这道防火墙之外，面对两岸之间「实质敌对」的关系，如何进一步维持一个薄弱互信的稳定关系，以保证台湾民主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也跟着提到日程上。而这就有赖于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管道，并随着民主进程，逐步让沟通管道制度化，并受民意监督－－往后的辜、汪会谈、海基、海协的制度性协商，皆滥觞于此，这是后话了。
在上述背景下，1992年初曾资政以其丰富的中共研究经验，并透过关系，和对岸总政系统取得联系；1992年8月31日在时机成熟下，我和曾资政衔命，由台湾抵达香港，在香港过一夜后，隔天搭船抵达澳门。过拱北关后进入珠海，总政联络部长叶选宁派员在关口接待。
9月2日飞抵北京住进中苑宾馆的「听雨轩」，当天深夜化名岳枫的叶选宁和我们谈了三个多小时，从他父亲叶剑英和国民党的渊源（担任过孙中山先生警卫营长）谈起，谈到台湾去了许多自称代表各个势力的人，他们不堪其扰，因为搞不清楚是真是假。谈到这里，有个小插曲－－叶半开玩笑问我们：「你们代表李先生吗？是否有任何信物？」；这时曾资政也半开玩笑回答：「我想如果周总理还在世，应该不会问这个问题，以你们单位的能耐应该知道我们是谁」，说完大家哈哈大笑。
叶选宁平易近人，颇有江湖人的潇洒劲儿，乍看似乎有些粗枝大叶，实则精明干练，政治水平不差。
9月3日16：20在叶选宁安排下，见到时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组长，也是国家主席的杨尚昆。见面地点在「国际友好协会」杨的办公室，他还向我们特别介绍说;「这是蒋委员长行营的旧址」。
该次杨的谈话有几个重点：
一、我们应该不谈两岸是什么关系，先搞一些实际的事。
二、先建一个渠道，可以彼此交换一些看法。现在双方没有渠道，就有许多谣言，就有许多政治骗子，这样的人不少，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嘛。
三、双方伤感情的话少说，吹牛皮的话也少说，天天骂娘，朋友就交不成了嘛！
四、你们从美国买F-16战机，没有必要嘛…不过台湾外汇多，你们的钱要怎么花，我们也管不着。
五、希望我的这些意见，你们回去向李先生表示，以后有什么事就找他（手指着叶选宁），我们都称他叶老板。
这次北京之行，开启了两岸长达八年之久的私下沟通管道，直到2000年政党轮替后才正式中断，其间经历过95、96年解放军的飞弹演习、99年的「特殊国与国关系」等事件，这个管道也起到部分减少误判的作用。
叶选宁先生已于2016年7月过世，如今曾永贤资政也已往生；兹以此文纪念他们两位，兼记这段往事！
注一：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