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的大陆政论家李伟东先生最近发表了气势磅礴的雄文，以自己的史观对国共两党内战竞争的胜败进行批论，并提出自己关于大陆政治变革的政治方案。他在文章中提到我的观点“改革已死，民国当归”。对于国共的胜败，我认为说“你们的历史与我们无关”，我是民进党的精神党员，我的民国当归是民进党当归，基础并不是民国历史，而是当下现实的利益和权利诉求，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移植进来，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湿衣服”，我的民国当归在于台湾统一大陆，民主统一大陆，而不是过去陈旧的历史故事。对于他的大陆政改观点，我的立场是“改革已死”，至于他的政改设计好不好，能不能实现，我不关心，作为大陆人我仿佛已经是台湾人，假装成一个台湾人。
李伟东的雄文略有涉及台湾，他大概认为台湾的民进党担负不起这种使命，而是求得台独，我认为他至少没认真了解过。就像2012年我在北京方庄宴请来访的民进党中执委洪智坤，李伟东宴席间发问，以为台湾就是台独的，洪智坤回答说，台湾整体是维持现状的，台独仅仅是藏在后面的杀手锏。那场方庄聚会，后来洪智坤发微博说，对民进党准备冻结“台独”党章的十次华山会议有些推动。
政治家与公民的区别
在几年的与大陆蓝营的打交道时，我认为他们的政治表达是基于政党的，或者个人是出于政治家考虑的。国民党或者国民党在大陆的视角。我对此回应说，我的民国当归立场，是基于普通人的利益和权利，是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如果需要变为政党视角，我认为是民进党当归的。我看到国民党粉在中国大陆相对社会层次不高，而民进党的支持者是中国大陆的精英阶层，二者之间没有发生紧密关联原因在于两岸分治状态。
这几年来我在民国问题上做了什么。反正是阳谋。一个新五族共和，达赖和蒙古海王爷都支持回归民国，回族和穆斯林也有部分理论人士支持，这一些写在东方日报民国当归专栏里。一个香港回归民国，具体成果没有显现不说。一个搭通大陆民间与民国的联系，例如申领民国护照。一个与杨宪宏合作的“台湾租借福建”议题。
张博树教授的中国政治思想流派一书是把我和辛灏年教授分开的，我是反蓝营的。
专制历史的压迫
我认识的一些蓝营人士和台湾绿营的大讲特讲民国抗战史，以寻求认同。对于已经民主化的台湾人来说，国家认同是宪法爱国主义的，是基于自由民主的。国民党在大陆的专制和到台湾的继续专制屠杀，以及把台湾作为反攻大陆基地给台湾人民带来的重负，是一种耻辱的历史，耻辱的历史以及相关部分，如何叫台湾人看得进去，与台湾人有何关系。民国史中给台湾和台湾人带来利益，带来好处的，例如美国民国共同体不讲，偏偏讲台湾记忆中的耻辱部分。这不叫寻求认同，而叫侮辱和傲慢。或者叫历史感的压迫。
李伟东作为八十年代的著名改革派集团里面的成员之一，其视角和政治意识是四五一代的。我原来写过《断四五一代的后路》，在我和他的一些北京聚会中有表达过。意思是说，党内民主派和改革派在河里摸石头，你们好好摸，我们断你们后路，要么没摸成你们被河水淹死，要么你们摸成了。反正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摸不摸得成，四十年了随你们便，我们懒得知道。我们断你们后路，让你们背水一战破釜沉舟，成的概率更大。都四十年了越摸手里的石头越少，还好意思叫我们下河摸。
我认为，有一种无历史性的时间，猪圈里的时间，它是需要打扫出去的。国朝的官方历史以及准官方历史，相当于中华民国的汪伪时期和满洲国时期，是没有民族国家的历史性的。跳不出这个框架的顶多是历史资料，并不是历史。猪圈里的不是历史，并无历史性。
国朝中自己以为有历史的，一旦承认他们的历史，我们作为国内殖民的奴隶，就在黑暗中了，就没了历史，是无历史性的动物。阿伦特大概说，对于底层奴隶，可怕的并不是贫困，而是生生世世处在黑暗中和无历史性中。要么他们的历史，我们的无历史性，要么他们的无历史性，我们的历史。不可并存。
我发现共党人是最爱霸占历史的。我原来认识一个做个人出版的涂金灿，他哪里有很多共党小不零丁的小人物回忆录要出版。小不零丁的也要历史留名。虾米般的小人物都要把自己写入历史的星空。大概就为了自己不会堕为泥土。
出路在台湾
民主转型事业为什么非从1978年开始，非从党内开始呢？也就是沿着党国蜕变的路径呢？党外无转型？须知即使是78年开始的，从党内开始的，不过是社会的内在变化，被党国吞噬之后要求吐出来的被代表性言说。简单的说按照改革开放的路径，吐出来就是宪政转型，不吐就是党国。可是49年就是一场根本性错误，即使78年是一次改正，可是已经失败了，而且转变为49年上的错上加错。就不能从社会出发？从没有被党国吞噬的社会出发？不能从还在大陆残存的民国国体出发？就一定要从党国内部出发，可是那已经40年，而且越来越失败腐烂，就喜欢一条路走到黑掉到深渊。这是狗进厕所找死的狗习性。脖子上挂一个狗铃铛，摇一下就虚假希望高潮。不管是向左还是向右转，改良或者反对，都必须围绕在核心周围转，而且都在猪圈里。改革与政治反对都处于沦陷状态。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存在，会使大陆49后很多看起来很多建立在中共合法性上的坚固的信条，成为空中楼阁或者谎言。
有一些八九一代例如《求是》副主编朱铁志他们的自杀，是看不出出路和希望，但是他们就把眼光盯在体制内来看，看不到希望在民间。虽然民间乱糟糟的，但是乱拳打死老师傅。体制内改良精英的眼界只限于体制。就相当于王国维的自杀一样。体制是个黑洞，他们很难想象黑洞其实仅仅是中国的一小部分，而不是全部。他们约等于全部了，改革已死，他们只能自杀。即是中国大陆不行了，还有台湾。在他们眼里体制就是一切。体制培养出了抵抗者，革命吃掉儿女威胁造成的儿女抵抗，注定耗死在黑洞里。改革已死，政体不可能变革，那就社会重建呗，自杀什么。
这边使不上力，那就把力气化在台湾呗，台湾是不是距离我们远了一些？有一次于浩成女儿从美国回来，问我说民国当归有多大概率？我想了一想，说至少比政改概率大。再远有政改远吗？体制内的改良精英明明在黑洞里是瞎子或高度近视眼，还看不到眼前一米，就偏偏给中国指路。
反对派或者政治反对有巩固强化49年后政治合法性的嫌疑犯，是共同犯罪。
改良和反对当能实现目的时，有助于减轻或者免除其共同犯罪的原罪，当根本没法实现时，就会变成贩卖虚假希望，就是共同犯罪，强化了49后的合法性。这就是国体问题缺少导致的。不要以为国体问题是不存在的，超出49体制的社会空间就没有力量。49之外并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广阔天地。只有沦陷于49的，才觉得49之外一无所有。上层建筑总是从社会基础中长出来建筑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