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当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逝世时，网络上对这位“伟大的现代女性”是一片赞扬之声，尤其是对她文革中丧夫陷狱，更是无比同情。王光美无疑是文革的受害者，就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害者的级别而言，王光美作为当时的第一夫人，还毫无疑问是他们中最大的受害者之一。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往往是矛盾和吊诡的，因为受害者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识形态上，和迫害者并没有任何不同。刘少奇与王光美就是一例。
“桃园经验”开文革政治迫害的先河
王光美在全中国政治上的地位，起自她和刘少奇一同创立的河北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又称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964年9月）。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一下曾在全国大力推广宣讲的“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文化大革命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他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打倒他们本人的利器。
首先，“桃园经验”开创了“夫人参政”的范例，使后来江青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法可依。其次，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夺权斗争”的思路。最后，在“桃园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王直接指导下搞出来“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文革中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越演越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燕飞”，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它很可能就发源于“桃园经验”！据海外新闻单位的不完全的统计，在刘、王直接指导的“四清”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这些“四清”成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中被证明绝大多数是冤、错、假案。
文革初期在清华大学迫害大批无辜师生
文革初期，刘少奇一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桃园经验”，再一次派王光美作为“普通工作组组员”的名义去清华大学直接指挥运动。在王的指挥下，工作组非但立刻把校长蒋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长全部打成“黑帮”，而且残酷地迫害无辜师生。工作组一进校，就责令全部“干部”，包括教研组正副主任全部“靠边站”、“上楼”批斗。清华群众形容当时的乱斗场面是“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王光美指导的工作组打入“黑帮劳改队”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
对普通师生，只要是对中共有过一点批评，抑或对工作组有过一点非议，也立刻打成“反革命小集团”。一时清华园内冤狱遍地，“右派”丛生。据文革后统计，十年中清华大学共有包括武斗致死的“不正常死亡者”48人，其中被工作组迫害致死的就达三分之一左右！当时年仅20岁左右的工化系学生学生蒯大富不过因为“革命”过头，对工作组提了一些意见，立刻被王光美和刘少奇打成“反革命学生”，就地监禁批斗，也搞得他差一点自杀。结果这一事件被毛泽东利用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着妙棋，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的“蒯司令”，王光美反而成了“反革命”。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在全校批斗王光美。
然后，文革后，我们只知道刘少奇与王光美的受迫害的那一面，却不知他们从四清到文革的迫害别人的经历。但历史真相往往会与我们开令人哭笑不得的玩笑。只有了解历史真相，我们才会有正确识别是非曲直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