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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与王光美:文革中的被迫害者与迫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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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和刘少奇一同创立的河北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又称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964年9月)。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一下曾在全国大力推广宣讲的“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文化大革命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他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打倒他们本人的利器。刘、王直接指导的“四清”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

2006年,当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逝世时,网络上对这位“伟大的现代女性”是一片赞扬之声,尤其是对她文革中丧夫陷狱,更是无比同情。王光美无疑是文革的受害者,就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害者的级别而言,王光美作为当时的第一夫人,还毫无疑问是他们中最大的受害者之一。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往往是矛盾和吊诡的,因为受害者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识形态上,和迫害者并没有任何不同。刘少奇与王光美就是一例。

“桃园经验”开文革政治迫害的先河

王光美在全中国政治上的地位,起自她和刘少奇一同创立的河北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又称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964年9月)。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一下曾在全国大力推广宣讲的“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文化大革命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他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打倒他们本人的利器。

首先,“桃园经验”开创了“夫人参政”的范例,使后来江青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法可依。其次,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夺权斗争”的思路。最后,在“桃园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王直接指导下搞出来“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文革中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越演越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燕飞”,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它很可能就发源于“桃园经验”!据海外新闻单位的不完全的统计,在刘、王直接指导的“四清”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这些“四清”成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中被证明绝大多数是冤、错、假案。

文革初期在清华大学迫害大批无辜师生

文革初期,刘少奇一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桃园经验”,再一次派王光美作为“普通工作组组员”的名义去清华大学直接指挥运动。在王的指挥下,工作组非但立刻把校长蒋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长全部打成“黑帮”,而且残酷地迫害无辜师生。工作组一进校,就责令全部“干部”,包括教研组正副主任全部“靠边站”、“上楼”批斗。清华群众形容当时的乱斗场面是“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王光美指导的工作组打入“黑帮劳改队”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

对普通师生,只要是对中共有过一点批评,抑或对工作组有过一点非议,也立刻打成“反革命小集团”。一时清华园内冤狱遍地,“右派”丛生。据文革后统计,十年中清华大学共有包括武斗致死的“不正常死亡者”48人,其中被工作组迫害致死的就达三分之一左右!当时年仅20岁左右的工化系学生学生蒯大富不过因为“革命”过头,对工作组提了一些意见,立刻被王光美和刘少奇打成“反革命学生”,就地监禁批斗,也搞得他差一点自杀。结果这一事件被毛泽东利用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着妙棋,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的“蒯司令”,王光美反而成了“反革命”。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在全校批斗王光美。

然后,文革后,我们只知道刘少奇与王光美的受迫害的那一面,却不知他们从四清到文革的迫害别人的经历。但历史真相往往会与我们开令人哭笑不得的玩笑。只有了解历史真相,我们才会有正确识别是非曲直的能力。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博客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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