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在武汉长江大桥上的一名女子。
中国武汉——早晨的武汉是如此安静，以至于曾经繁忙的街道上的鸟叫声也显得低落。流浪狗在空荡荡的高速公路中间小跑。戴着口罩的居民小心翼翼地走出家门，眼睛里流露出焦虑。
他们在因为一种病毒而不堪重负的医院里排起了队，这种病毒几周前几乎不为人知。
即使药店门上的告示说防护口罩、消毒剂、手术手套和温度计已售罄，他们还是在外面排起了队。他们在仍然营业的食品店排队买米、水果和蔬菜，而其他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
然后他们拖着脚回到家里，等待这场21世纪围困的结束。躺在家里或医院的人最不幸，他们患上肺炎发烧，这种疾病与冠状病毒2019-nCoV相关，可能导致死亡。
“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种被叫做冠状病毒的东西，”几天前，50岁的孙安生（音）坐在武汉汉口医院外的台阶上说道，他的妻子发烧了，被认为是冠状病毒疑似患者，在那里接受治疗。“但是现在我一睡醒满脑子都是。”
周一，武汉。
他说：“床位仍然不够，医生也不够。”
武汉是中国中部一个庞大的工业城市，是这次波及20多个国家的疫情的核心地区。目前，政府已将其封城近两周。
这里和湖北省大部分地区的人们，是一场只有在专制的中国才能想像得出来的大规模医学实验的对象：是否有可能通过将上千万人以某种方式拘禁在房子里——警告他们在家呆着，并阻止他们离开城市、城镇或村庄——来阻止病毒的传播？
冠状病毒的急剧扩散以及政府的严苛限制，让江城武汉这个拥有1100万人口的大都市有了鬼城的感觉。许多居民说，他们一个月前似乎安稳的生活已经颠覆，他们的未来支离破碎。
上月，在武汉红十字会医院等待的人们。
“我都过糊涂了，”被困在武汉的身形魁梧的34岁工厂工人杨德超（音）说。“今天是礼拜天还是礼拜一？你会忘记是因为所有日常活动都停止了。普通人只看到家人和手机。”
杨德超懊悔地解释说，1月23日上午，他是为做体检去的武汉，到了才得知政府刚刚禁止所有人离开的消息。
现在，他用简短的语音消息与位于城外家乡的年迈父母交谈，确认他们的健康状况，检查日渐减少的食物储备。
他说：“我在这里有亲戚，但我不敢探望他们。”他正在寻找更便宜旅馆的路上。“每个人都害怕外地人。这里的许多人也感到孤立。我也是。”
在过去两周里，坐车或步行穿过武汉时，政府在宣传上强打欢颜的乐观，与围困城市的混乱、焦虑和挫折的景象，形成了反差。
居民在市场购买食物储备
“呆在家里让我受不了，”坐在街边的椅子上吃着巧克力饼干的52岁厨师张彪（音）说。“所有人都是又愤怒又紧张。”
街道党委已经动员起来，大喇叭里播放着预先录制的安抚人心的信息，告诉人们政府关怀他们，并告诫居民戴上口罩，尽量减少外出。路障和墙上挂着红色横幅，告诉居民不要听信有关奇迹疗效的传闻。
一条横幅上写着：“不惊慌，不传谣”。
一名女子摸她儿子的额头检查体温。
不过，在武汉官员一开始的时候将病毒暴发的言论定性为“造谣”之后，许多市民对官方的安抚信息表示怀疑。
在采访中，许多人脱口说出省市官员的名字，他们说是这些人让病毒失控。但大多数居民表示，在病毒肆虐期间，他们无能为力，做不了什么事，宁愿在相对安全的家里或网上发泄情绪。
“首先，我们现在需要诚实和透明，”26岁的工程公司员工毛硕（音）说，她到外面暂时摘下口罩抽烟。“该谴责谁，该惩罚谁，那是以后的事，现在我们只想活命。”
“那么多的医用口罩都去哪了？他们是不是藏到哪儿去了？这是我最想知道的，”她还说。
在病毒传播的那个卖鱼、肉、海鲜的生鲜市场外，警察和保安不时地对着路人大喊，让他们走开。一个街区之外，一排排整洁的新店铺——星巴克、5G移动电话商店——以及公寓大楼，展露着中产阶级的抱负。这种流行病不是发生在贫民窟，而是发生在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在距离这条街不远的地方，有几十只狗关在一个宠物店里哀嚎。里面似乎没有人，也不清楚它们是否得到了照顾。街上也有小狗游荡，遗弃它们的主人有的可能身在医院，有的可能是相信了宠物传播病毒的谣言。
许多居民没有精力去想这些事情。大多数因咳嗽或发烧需要接受医学检查的人，必须排长队挂号、看医生和等待可能的处方——通常是静脉点滴。
大型医院是城里少数几个很难与他人保持距离的地方之一。在武汉协和医院，病人们挤在全身穿着防护服的医生周围，病人大都是老年人。
周一，一个购物区人迹寥寥。
“我们听说附近有人突然死于肺炎。咳嗽一声都害怕，”60多岁的退休老人刘晓萍（音）说。她来这里本想做检查，但后来放弃了，因为她担心做完检查后还要走很长一段路回家，到时候太晚了。“但是在医院等上几小时也很可怕。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