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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与人类:唐朝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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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立国前后将近300年,经历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这样的太平时期,也遭受了安史之乱和以后的藩镇动乱及其唐末的大混乱,还有其中个别帝王出现过“中兴”、”小中兴”时期,疫灾的出现频率基本上和社会的治乱变化相一致。

瘟疫和其它天灾,旱、水、虫、风、地震等一样往往对人类和人类的历史起着关键的作用,在人间的社会、秩序、社会变动与重大事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纵观历史,是人主宰着人类的命运,还是苍天主宰着人类的命运?这里我们选登一些历史上的瘟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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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立国前后将近300年,经历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这样的太平时期,也遭受了安史之乱和以后的藩镇动乱及其唐末的大混乱,还有其中个别帝王出现过“中兴”、”小中兴”时期,疫灾的出现频率基本上和社会的治乱变化相一致。

从史书明确记载有年份的疫病流行来看,唐代主要有三个时期比较集中,即唐太宗时期(6次),唐代、德宗时期(7次),唐僖、昭宗时期(7次)。从疫病对社会的影响来看,唐朝中期的代宗、德宗二朝和唐朝末年,这二个时期的疫病对社会带来的破坏最大,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最重,令人触目惊心。

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疫病流传前后共有六次。发生比较频繁。不过,由于这一时期社会比较安定,且政府救灾防疫措施比较得力,所以疫病对社会的影响不是很大。贞观十年(636年),关内、河东大疫。从这次疫病史书记述不用具体州名来看,疫情恐怕是贞观时期最为严重的―次,流行范围最广。

贞观十五年(641年),河东道的泽州出现疫情,传播范围明显局限于一州。贞观十六年夏,谷、泾、徐、戴、虢五州疫。贞观十七年夏,泽、濠、庐三州疫。贞观十八年,庐、濠、巴、普、郴五州疫。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卿州大疫。贞观十六年以后的疫情,一般仅在一至二州范围之内。因为同一年所列疫州往往不是处于同―个地区,分散在关内道、河东道、淮南道、江南道和山南道等各道中,所以往往一年中有好几个地方出现疫病,说明贞观十年以后的疫病,大都是在一州成相邻的一、二州之中流行,没有出现大范围的疫情。

唐高宗亲政期间,国力处于上升阶段,疫病出现极少,仅永徽六年(655年)三月,楚州发生过大疫。武则天掌权以后的永淳元年(682年),京师地区出现一次唐前期最为严重的疫病。这年的六月十二日开始,连降暴雨,至二十三日,雨一直不停,终于引发洪水,“泛滥冲突”,西京长安平地水深四尺以上。大雨引起关中地区“麦苗涝损”。大雨过后,早灾紧接而来,京兆、岐、陇等州蝗虫“食苗并尽”,于是关中出现大饥荒,“京师人相食,寇盗纵横”。到这年冬天,两京、蒲、同等州出现较为严重的疫情,“自陕至洛,死者不可胜纪”(《旧唐书・五行志》),“两京死者相枕于路”,死亡人数难计其数。

唐中宗在位时间不长,但纲纪隳废,治政无方。景龙元年(707年)的疫疾流行,结果相当严重。这年春天,自京师至山东、河北,疾病流行范围较大,引起大量百姓死亡,“民死者众”。至夏天,山东、河北、河南二十余州大早,“饥馑疾疫死者数千计”。可见这次疫病春天开始发生,至夏天仍在肆虐。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开元盛世时期,唐朝国力强盛,国泰民安,疫病较少出现。最严重的一次疫病是杨国忠派李宓征南诏引起的,实在是咎由自取。此外,开元末年江准之间也有痰病流行。

唐朝有一疫病,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藩镇割据、政治动荡、外族入侵,使得户口减少,国力衰弱,疫病在这样混乱的社会秩序下越来越多地出现,且破坏作用更加突出。陈谏曾指出:“开元、天宝间,天下户千万。至德后残于兵火,饥疫相仍,十耗其九。”(《新唐书・刘晏传》)意谓至德后疫病是接连出现,惜史料记载多有不详,而今天无法详细全面地了解清楚。肃宗宝应元年(762年),关中地区出现旱、蝗、疾疫,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

唐代宗时,疫病出现了一个猖獗期。广德元年(763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死亡人数估计成千上万。独孤及对这次大疫有过详细的描述:“辛丑岁(宝应元年,762年),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而存者无食,亡者无棺殡悲哀之送。大抵虽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弃其骸于田野,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春秋以来不书。”(《全唐文》卷394《吊道s?摹?与旱灾同时扑来的大疫,对唐代发展较快的江南地区進行了―次重大的打击。在唐朝历史上,可以说这是江东地区所遭受的最为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全唐文》卷48收录的代宗《恤民敕》,也指出“杭越间疫疾颇甚”,并提出了大量的救灾措施,有可能指的也是这一次疫病大流行。

唐德宗初年,藩镇叛乱四起,社会秩序不稳,疫病四起,这从德宗在建中四年十月颁布的《奉天遣使宜慰诸道制》中可以看出。德宗在这个制书中谈到他接位初期,“疫疠荐至,水旱相承”,可以明了当时疫病一再出现的景象。此外,唐朝四境的少数民族这个时期也常有疫病出现。如建中元年(780年)吐蕃“疫疠仍兴”。广德末至建中年间,“吐蕃再饮岷江,常以南诏为前锋”,向四川進犯,“戎兵日深,疫死日众。”(《新唐书・突厥上》)

德宗贞元年间,疫病仍时有发生。贞元六年夏,淮南、浙东西、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日众。”贞元中期以后发生的二次疫病,则是在战争中引起的。贞元十年,唐军讨伐黄洞蛮,在西南地区转战二年,官兵大量染疫。贞元十六年,唐政府发动诸方镇兵讨伐淮西节度吴少诚,在广利城附近发生大疫,唐军战败。

宪宗皇帝继位后,得到杜黄裳、李吉甫、裴度等人臣的辅助,力图重据帝室的权威,成为唐王朝的中兴时期,因此这一段时间疫病出现较少,仅刚即位时发生的一次较为严重。元和元年(806年)夏天,浙东大疫,死者大半。宪宗元和二年的《南郊赦文》也提到了这次大疫:“淮南、江南去年以来,水旱疾疫,其租税节级蠲放。”(《全唐文》卷田)

在经过了宪、穆、敬三朝近三十年的疫疾流行低潮后,文宗时期转入流行频繁阶段。总体上看,文宗时期的疫病来势汹涌,流行地区较广。文宗曾说:“及山南东道、陈、许、郓、曹、濮、淮南、浙西等道,皆困于饥疫,”唐代后期财赋的主要来源地都受到了疫病的折磨。最为严重的疫病大概是大和六年(832年)的一次。这年春天,自剑南至浙西普遍大疫。至大和九年,令狐楚还曾说:“伏以江淮数年已来,水旱疾疫,凋伤颇甚,愁叹未平。”(《旧唐书・令狐楚传》)说明大和六年的疫病不但流传范围很广,而且在以后数年一直还有局部流传的可能。此外,开成四年(839年),吐蕃及南诏也有疫病流传。开成五年夏,福州、建州、台州、明州东南沿海地区又出现疫情。

宣宗年间,疫病仍不时出现。《唐书・五行志》虽然没有记录,但从宣宗的一些敕文中可以明确看出当时疫病的流传状况。宣宗的《禁岭南贷卖男女敕》谈到“郡县灾疫相继,屡奏流亡”,证实大中年间的疫疾是屡屡出现,各地上奏不断,只是史家漏书而已。大中六年(852年)左右,宣宗颁布了《赈恤江淮百姓德音》,内中谈到了大中年间江淮地区疫病流行的情况及其危害:“近者江淮数道,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疾疠,流亡转徙,十室九空。”疫疾与其他自然灾害一起扑向江淮大地,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大量人口死亡、迁移,给农业生产带来的破坏是难以估量的。宣宗又说:“灾疫之后,闾里未安,须更申明,用示优轸。”接着列出的需赈济地区有扬、润、庐、寿、滁、和、宣、楚、濠、泗、光、宿州(《全唐文》卷81),说明这次疫病主要流行在淮南节度使辖内。淮南节度使下辖七州之内,有六州出现严重疫情,其次是武宁军(徐州)节度使辖内,四州之中有三州出现严重疫情。武昌军、浙江西道、宣州观察使辖内各有一州疫病流行。看来这次疫病的肆虐区域从长江南岸,向北至整个淮南地区,范围非常广阔。

僖宗、昭宗、昭宣帝时期,唐朝已处于最后的阶段,藩镇之间混战不断,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朝廷内部矛盾重重,仰鼻息于强藩,受他们的控制和操纵,大唐帝国终于走向了大分裂。在这样的政治、军事混乱形势之下,疫病的出现自然更多于统治安定时期。僖宗乾符六年(880年),黄巢农民起义在广州建立根据地,但由于不适应南方炎热气候,义军发生大疫。广明元年(880年),义军被迫撤回北方,向长江流域推進。至信州时,受到高骈军队的包围,并发生大疫。后义军采用计谋扭转劣势,突围后向北挺進。昭宗大顺二年,杨行密和孙儒在长江下游地区展开了长达数年的争权夺利,至这时也有了结果。由于天气连续阴雨不断,淮南地区出现大饥疫,孙儒军队中疫病流传,孙儒自己也卧床不起,最后为杨行密击败。景福元年(892年)五月,吴国军队发生大疫。景福二年,时溥的徐州守军受到朱全忠攻打,城内大疫流行。天复元年(901年),唐末二大藩镇之间发生激战,朱全忠向李克用发动進攻,晋阳城外梁军大疫。天复二年,梁军在進攻途中又出现疫情。这二次疫病的流行,对当时的军事形势影响极大。

天祜四年(907年),朱温灭唐。唐共历290年。

资料来源:

《三千年瘟疫》

责任编辑: 白梅   来源:正见网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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