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新冠肺炎（COVID-19、武汉肺炎）疫情数字，在13日这天因纳入“临床诊断”致单日确诊病例井喷1万多例。值得关注的这是中共官方第2次更动疫情统计方法。
在2月5日中共卫健委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中，诊疗方案在“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之外新增了一个“临床诊断病例”（只限于湖北省之内，即诊断标准“一国两制”）。简言之，临床诊断表现出病征、CT影像显示有肺炎症状即可确诊，不一定要做核酸检测。
有一些报导说，纳入“临床诊断”这是武汉一线医生“放宽检测标准”的呼吁得到落实；也有不少舆论指出，这是新官上任切割、释放前任的瞒报存量。其实这些说法还是这次改变统计方式的一个表面理由。
中共卫健委2月5日发布确诊新标后，是在直到一周后的2月13日公布12日统计数字，才首次将“临床诊断病例”直接纳入“确诊病例”进行公布。对照中央指导组副组长陈一新12日在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会议上表示，武汉感染者底数还没有完全摸清，蔓延扩散的规模也没有较为精准的估计预测。据有关方面推算，武汉潜在被感染的基数可能还比较大。
陈一新这是在打预防针，卫健委更改统计方式也是为武汉疫情最后的数字惊人铺路。换言之，实际情况超出隐瞒者们的隐瞒。从另一个角度说，一直以来都是以筛查标准来人为控制住了确诊人数等统计。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则向财新网透露，早期国家卫健委的诊断标准是“要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全基因组测序，这三条标准都达到才能确诊。尤其是第三点，非常苛刻，实际上极少有人能去做全基因组测序”；1月18日国家卫健委调整了诊断标准，“确诊病人的数量就急剧增加了”。由此可知，中共卫健委至少2次更动疫情统计方法，而18日这次调整不见公告。
中共卫健委专家最早订定的确诊标准三者不可或缺，这让1月5日确诊59例在1月11日减为41例，尤其是标准中的第一条“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无疑否定了“人传人”的事实。也是官方这个“虽严却漏洞百出”诊断标准，在1月18日之前，让湖北武汉省市两会“顺利开幕、闭幕”，百步亭万家宴如期召开。
1月18日中共卫健委调整了诊断标准没多久，24日国内首个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通过检验上市，此后多家公司“快筛套件”如雨后春笋，报导也时有所闻，快筛假阴性太多，有个案筛选5次以上才确诊。
中共官方更动确诊病例统计方法是“有目的”地调控数字。
值得一提的数字调控是病死率。官方在疫情扩散期间一职强调死亡概率很小。2月初有热心网友根据官方资料制表显示：1月30日170死（确诊7821），1月31日213死（确诊9,800），2月1日259死（确诊11,880），2月2日304死（确诊14,401），2月3日361死（确诊17,238），2月4日429死（确诊20,471），2月5日493死（确诊24,441），2月6日564死（确诊28,605）。以上数据说明，从1月30日至2月6日，疫情死亡率几乎都等于被确诊者的“2.1%”。遂有网民表示“武汉肺炎也会数学？”、“没想到的是卫健委里还有数学家”。
其实中共“人造数据”从来不是新闻。近期国际关注例子，2019年11月医学期刊《BMC Medical Ethics》发表的一项研究中，中共官方国家级和省级的器官自愿捐赠数据，并根据“数学模型”（mathematical model）确认这些数字很可能是“人为的”。论文作者之一、澳洲国立大学（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罗伯森（Matthew Robertson）表示，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与二次方程式得出数字，两者高达99.7%吻合，有可能是“巧合”，但“极其难以相信”。这个结果更可能表明数据是依据公式得出的，中国自愿捐赠器官数据存在“系统性造假”。
纽约时报中文网2015年11月17日《换个说法，中国继续摘取囚犯器官》报导，中国声称已全面停止使用死囚作为器官移植来源，公民自愿捐款已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来源。但是出生于中国的德国美因茨大学（University of Mainz）博士李荟格（音）说：“他们只是把囚犯重新划成公民而已”
调查中共强制活摘器官的国际独立“人民法庭”于2019年6月17日在英国伦敦宣判结果：中共仍在继续迫害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以及强摘他们器官牟利。
中共器官移植供体来源始终不明却玩弄“公民器捐”造假，还有什么统计是真的。这次中共更改疫情计算方法，台湾医生潘建志就痛批“这实在很乱来”，这么一来会造成各国流行病学专家在致死率与基本传染数（R0）的计算数据出现问题。其实全世界都知道，中共早就信用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