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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赵士林“庚子上书”:疫情首要责任在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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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赵士林。(网络视频截图)

武汉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中国一名退休学者近期两度致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酿成疫情扩散的人为因素和体制问题提出尖锐批评,又认为习近平该对疫情处置失误承担首要责任。

两封名为“庚子上书”,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公开信近日传遍大陆社交媒体,内容围绕武汉肺炎疫情,认为当局的维稳体制使疫情错过黄金窗口期。信中引述习近平所说“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认为对这次大考的第一张试卷只能打零分。

至于为何会错失控制疫情时机,“庚子上书”认为必须在体制找原因,除了极端维稳之外,报喜不报忧,唯上唯权,公民社会功能的丧失,以及信息不透明也是关键因素。而发生这样一种全局性的体制性危机,湖北省武汉市领导固然有责任,但主要责任在中央,首要责任在习近平。

信中提到,李文亮事件突出暴露了打压舆论、封锁信息的巨大危害。如果执政者真正做到“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很多灾难就不会发生,发生了也能及时消除,不致酿成大祸,很多天灾就不会酿成人祸。

2020年1月28日,在中国人民大会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特德罗斯·阿达诺姆(Tedros Adhanom)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路透社

这两封信先后在2月底3月初发出,署名的是中央民族大学退休教授赵士林。他呼吁以这次防控疫情为契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诉求,建设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的责任政府,建设正常、健康的公民社会,保障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

“庚子上书”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烈反响,但随即遭当局全网封杀。

山东律师祝圣武相信,武汉肺炎疫情无助改变现有体制,原因是,在现政权眼里,赵士林所讲的并不是缺点。

祝圣武:“共产党的中央认为在整个事情上展示了体制的优越性,而不是展示了体制的缺陷。没错,这个体制有极端维稳的惯性和唯上唯权的积极性,这是它的缺点,但也是它的优点,这些事情能压下去也是因为这些东西。事实上他们已经在宣传,因为我们极端维稳,因为我们是高度极权、高度独裁专制的恐怖主义的国家,因为我们没有公民社会,因为我们打压疫情言论自由,所以我们迅速地把事情摆平了。”

赵士林现身处加拿大安全有保障

赵士林以敢言见称,退休后仍经常参与大学与企业的讲座。独立历史学者章立凡对于这位自由派学者去信习近平有这样的看法。

章立凡:“他(赵士林)现在人在加拿大,他说这样的话也是比较安全的,对他个人来说没有什么风险。但是可能赢得不少人的称赞,别人仿效都已被抓了,但是他大概抓不到。”

近年中国高校界频频有老师因发表政治言论被学生告密。赵士林去年曾批评,这是教育的奇耻大辱和最大失败。他决定,由他自资设立的奖学金不会颁发予有这种行为的学生,又认为,一旦学生告密成风,会严重打击学术发展。

责任编辑: 夏雨荷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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