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现在解决经济下滑的办法，几乎都是救楼市，救股市，跪求外资。没有一样针对现实问题，因此也不会有正面的效果。他们就是不能理解经济是一个循环，不能仅仅到外国的市场上去循环，必须照顾好自己国内的市场。所谓的经济规模，不是什么GDP多少，而是看你的国内市场有多大。

“中国是世界大国中禁毒最严厉的”，这话对一半，因为19世纪中期两场鸦片战争与东亚病夫被视为国耻，列入历史教科书，中共建政以来，毛时代曾做到毒品绝迹。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云南广东等地扫毒是日常工作。不对的是另外一半：中国并不禁止毒品原料，比如芬太尼的前体原料出口。美国检方表示，一些中国公司在前体中添加了“掩蔽分子”，使其看起来像新物质。有些人甚至会指导客户如何去除这些掩蔽分子来制造芬太尼。

最先看清这一点的是蔡英文总统，她提出“中华民国台湾”是最大公约数，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一路线被继承至赖清德政府。这种政策论述的核心在于：淡化国号分歧，强调独立事实；淡化国家认同分歧，强调普世价值共识。台湾的正式国号到底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共和国，我们可以先暂且不必争论这个问题。无论你持何种观点，你都是台湾人民，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中共。

说起陈一新，给人印象最深的除了他目前的职务国安部长，就是武汉肺炎爆发初期时以时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身份出任的抗击武汉肺炎的中央指导组副组长。这个指导组的组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到疫区只是“蜻蜓点水”，直到“武汉保卫战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前坚守在武汉代表习近平“指导”抗疫的只有陈一新。而当时的习近平之所以选择了他，原因之一是大疫当前，“维稳”高于一切

这些模棱两可的教条式术语谁听得明白？甚么是“消费秩序优化行动”、如何“创制更多消费场景”,真是丈八金刚。中共的语言腐败源自“法家”的愚民政策，而且有越来越低俗与“超现实”的趋势。光从行文用语标准看，旷世枭雄毛泽东虽是中共“语言洗脑伪术”的此作蛹者，但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老毛的文字尤其杂文功夫了得，他留下了“无髪无天”,“针插不进，水泼不入”、“挖墙角掺沙子”与“蹲在茅房不拉屎”等重口味的话语风景线。

美国的关税政策对香港而言，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当香港失去独立关税区的优势，其作为全球贸易枢纽的角色将进一步削弱，而国际信誉的受损，将让香港面临更多经济和政治上的挑战。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在特朗普四年的任期，无疑香港未来的发展道路恐怕比以往更加崎岖难行。

港英年代，政务官待遇优厚，是由于他们角色重要，为政府出谋献计、执行政策以至检讨修正，都由他们主持。董建华第二任期实施政治问责制以来，特首及北京选定的特区管治班子取代政务官的决策角色，政务官变成高级幕僚，负责草拟及执行政策。到新香港年代，特区领导班子只处于中游位置，对上有北大人指明方针政策，对下有幕僚负责落实执行，其实权和功能都在下降，因此调低薪水也合情合理。

首先要认识中共的本质及其称霸世界的图谋，其次要认识到美国是中共称霸世界的最大障碍，因此中共必然会视美国为其终极敌人而消灭之。这些都不是危言耸听的说话，而是根据中共自己的论述而得出的结论。遗憾的是，美国朝野长期以来对这个潜在的威胁毫无洞悉，直到特朗普第一任期间，时任副总统彭斯和时任国务卿蓬佩奥相继发表强硬对华政策言论后（注1），才开始认识到迫在眉睫的威胁，从而首次扭转长达半个世纪的对中共绥靖主义的政策，笔者希望特朗普第二任期间，能够延续及强化这个政策。

2024年，可谓香港去国际化、加速中国化的一年。外国文化竟要以中国思维理解，泰国泼水节竟然衍生普通袭击罪；香港幸福指数排全球第86位，港大研究团队竟然呼吁反思中国人是否应该以西方标准追求幸福。同一时间，熊猫文化袭港，为了让全港市民沐恩于中央送赠的“厚礼”，电视台甚至推出熊猫频道，“让市民可以随时随地观看大熊猫的有趣生活”。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去年2月指香港已沦为“大陆城市”，面临“快速孤岛化”，可谓一矢中的。

2025年预算案将反映政府“稳中求进”的基调：通过有限度的税制调整与福利改革控制赤字，同时避免激进措施冲击社会稳定。然而，香港财政的根本问题——经济转型缓慢、税基狭窄、人口老化——仍需结构性改革。长远而言，扩大创科产业税收、推动绿色金融、整合大湾区资源，才是摆脱“赤字常态化”的关键，但问题是我们现届的政府官员有决心做大刀阔斧的改革吗？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特区根本无法阻挠“海内外香港人民意研究计划”。一来民调计划何罪之有，无故起诉参与者有碍观瞻，自损国际形象；二来民调在海外执行，香港当局跨境干扰不是不可能，但后果严重，损害中外国际关系，况且一位香港官员（袁松彪）因监视在英港人现正被控间谍罪，旧案未清之前，相信国安不会在同一地方轻举妄动。

好在古代的韭菜还敢造反，死伤无数后再造了新的生活。也好在古代的精英们还敢造反，带领老百姓取代了昏君。但是小习毕竟现代化了，高薪收买了底层公务员，估计没人跟着老百姓造反了。外边也没有满清铁骑的威胁，看来小习可以得一个善终了。这样美好的愿望也是推动隋炀帝走向灭亡的动力。

多名经济学家指出，这些关键指标与官方GDP数据之间的矛盾，显示出中国可能在“美化”经济增长方面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数据操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中国区负责人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表示，这样的增长数据“超出可信范畴”，并无助于建立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华尔街日报》对中国上市公司财务业绩的分析发现，23%的公司去年第三季度出现净亏损，超过一半的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

人行在香港发行巨额央票的政策意图明确，即维稳汇率、防范投机。但该举措对金融市场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特别是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既弱化离岸市场的流动性，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造成了诸多挑战。在短期内，政策可能达到稳定汇率的效果，但从长远来看，解决人民币汇率压力的根本在于推动内地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和提升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负责美国众议院中国共产党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Moolenaar）在新闻稿中表示：“密歇根大学决定终止与一所中国大学的联合学院合作，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我们国家的更多大学应该效仿密歇根大学的行动。我的委员会已经强调，太多美国大学正在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人员在关键技术领域进行合作，包括武器、人工智能和核物理学。这些合作的成果有一天可能会被用来对付我们的国家，我们绝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最有可能挑战习的是中共的红二代。但有资历与威信如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已经早被排除出局。而且大部分“有脑”的红二代早已携带几千亿美元的财富与儿女移居美加与欧洲。但他们的实力不容小觑，现在对小习批评得最厉害是海外的红二代，部分包括与国防与安全系统有联系的红色血统大款更与美、欧等情报部门合作提供中共高层的黑材料，他们“卖党”与“卖习”的目的很简单，多做生意与取得在海外不被当地政权打压的地位。

如今之计，北京要挽香港之狂澜于既倒，必须从幕后走到台前，不仅行使对香港全面管治的实权，操控香港的一切，更须肩负全面管治的责任，确保它发展成功。一是提供充足资金，供香港扶助经济及开发北都之用，避免特区政府债务泥足深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