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灭香港的“一国两制”，都是类似的套路。先有规模庞大的中联办，香港政府官僚凡做决定都必须咨询西环意见；到现在要裁撤官员，香港局长们什么都不知道，话炒就炒，贯彻所谓“直接管治权”，只差在中联办主任何时扮演香港“党委书记”的角色，实际掌握香港政治大权。到那时，谁当特首都没有什么分别，都只不过是中国共产党的傀儡，欺骗世人还有“一国两制”。

回顾四十多年前韩国的政变，军队向老百姓开枪，死伤枕籍，血流成河，和当年的天安门大屠杀一样，成就了一个独裁专制的政权。为什么呢？当年的韩国老百姓不懂什么叫民主，军队也不懂什么叫民主。所以他们屠杀的就是一帮“乱臣贼子”，还争相立功受奖呢。在他们看来这不是什么无耻。前两年白纸运动的时候，有朋友在推特上问我：现在如果发生天安门运动，军队还会屠杀人民吗？我说不会，但是也说不清楚，没有硬的证据说服对方。这次我会说这就是证据。

所谓“片区开发”，简单理解就是政府“打包卖地”。根据政府公布，三个试点片区的工程成本预估在100亿至200亿元之间，目标是可以减低政府库房的公帑投入，但资金成本压力却转嫁予发展商，需承担高昂土地平整和公共设施建设的开支，并根据“价高者得”的原则竞投。这意味着发展商不仅要支付高额地价，还需自行承担基建和设施成本，进一步增加财务负担。

纵观世界历史，共产主义社会从未真正实现，而被视为共产主义前奏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极不稳定，存在时间极短的社会制度。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仅仅维持了不到八十年。而今天的朝鲜是彻头彻尾的君主专制国家。朝鲜证明，社会主义最终会退化为君主专制制度。另一个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国家古巴，也以家族和血缘为基础选择政权继承人。这两个中共的兄弟国家的领导人产生方式刚好与中国古代的君主继承方式一致：朝鲜是父死子继，古巴是兄终弟及。

说起在中国大陆知识界的影响力，林毓生不亚于余英时。早在1986年，国内就把他原来用英文写的《中国意识的危机》翻译成中文出版，1988年又出版了他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那时中国知识界正兴起一股文化热，大家都热衷于讨论文化，尤其是热衷于中西文化的比较、传统与现代的比较；而这正好是林毓生著作的主题，林毓生著作的引入可谓适逢其时，立刻在大陆知识界激起了热烈的反应。林毓生对“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这对当时大陆的知识界颇有冲击力。

若要用一个非政治符号代表中国，道教可谓不二之选：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喃呒师傅是中国身份的最佳载体，而且现实中道教偏向亲中。我是正信全真教徒，家中仍放置吕祖先师圣像，耳闻目睹香港道教种种情况。道教领袖们聊天，以前是骂长毛，后来骂“黑暴”；坛堂每有活动，例必邀请中联办代表出席。电影所设定“喃呒老行尊”身份，可解读为“领导人”。

令人气愤的是，当初政府建议修例时，原有方案设有针对严重罪行“与营业额一成挂钩”的最高罚款规定，即是不设金额上限，这对于工程费动辄数十亿元的财团而言，会产生真正的阻吓力。但由于商界议员强力反对，政府便急急让步，大幅降低最高刑罚金额。当时代表建制工会的一众劳工界议员，无人对政府让步提出反对，亦有份造成今天修例成效不彰的恶果。

司法独立，不等于怎样判案也可以。法庭得符合基本规范，总不能对人权缺失无动于衷，对事实推断逻辑犯驳，对《基本法》所凭靠的“一国两制”原则置诸不理。难道政府真心相信，只要毫不尴尬，不断宣称香港是法治社会，外界批评者就会感到尴尬，或者无可奈何，自动收口？ 

俄国这场疯狂战争如果无人融资，根本不可能打下去，精于兵法的拿破仑都指出，战争最重要是钱、钱以及钱，美国之所以不断制裁俄国，因为不切断普京的战争融资来源，根本无法解决问题。而现时欧盟、英国和美国都扭尽六壬，切断俄国的战争融资，但普京的战争仍然打得下去，因为香港在俄国的战争后勤上扮演重要角色，因买芯片到处理美元交易，以至寡头的太太们要买名牌手袋、iPhone等物品，无香港的帮忙是做不到。因此，要解决乌克兰问题，最终残酷的现实，那是必须解决中国。

“颠覆国家政权”一罪成立与否，关键是犯案人有无“颠覆意图”，就跟杀人、诈骗等刑事罪行一样，必须证明有特定的意图，而不是那些不计过错、犯规即受罚的行为（如随便过马路者不知有罪也依然犯法）。因此，若果他们相信“35+计划”不外打算用选票向政府施压，更相信《基本法》在《国安法》实施后依然有效，议员可以任何原因反对财政预算案，因此尽管他们的认知全错，但肯定一点是，整个计划及全部行动都不带“煽动意图”。换言之，没有犯罪意图，他们那又何罪之有呢？

为什么这些“亡命之徒”选择滥杀无辜，而不是冲击党政机关或针对高官权贵？为什么他们不造反？用某网红的说法，这些行凶者仅仅是“以社会悲剧挑战制度的邪恶”。笔者无意鼓吹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探讨中国人缺乏造反“基因”的原因却是必要的。

被任命为国家情报总监的图尔西·加巴德女士是伊拉克战争老兵、前民主党议员，因在支持乌克兰等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于2022年离开民主党。甚至在全面战争开始之前，她就尖锐批评乌克兰政府，宣称“泽连斯基独裁”，并呼吁与俄罗斯恢复关系。最近，她在 X帐号发布视频，呼吁俄乌美达成协议，让乌克兰成为一个中立国家——即不与北约也不与俄罗斯结成军事联盟——从而缓解美国/北约国家/俄罗斯的合法安全担忧，因为彼此的边界（波罗的海以外的地区）不会有俄罗斯或北约军队。这将使乌克兰人民能够和平生活。

川普：“看看这些愚蠢的人做了什么：他们允许俄罗斯、中国、伊朗、朝鲜和其他国家聚在一起。这是不可能的。你永远不想发生的一件事，就是你永远不希望俄罗斯和中国联合起来。我们因为石油而团结了他们，拜登团结了他们。真是可惜，他们所做的事太愚蠢了。好吧，我将不得不将它们分开，我认为我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俄罗斯和中国是天敌。我们允许他们聚在一起，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过去两年各项人才计划接获38万人申请，24万人获批，当中16万人已携家人来港。但《施政报告》订下绩效指标却是出奇地低，目标仅是未来3年每年至少5万名人才成功续签。有立法会议员质疑目标远比申请宗数低，关注政府是否无信心令人才留港。更有内地移民中介透露，其接触的“高才通”内地家庭中，三分之一视本港为子女升学外地的“跳板”，冀先来港学好英文、适应英语环境。有经“高才通”来港内地家长亦承认，来港目的是为准备小孩日后负笈英国。

中国和香港，似乎未准备好一个我称作特朗普2.0时代的来临，今日的特朗普，已非二零一六年那个特朗普，一个更老练，而且有充分民意支持的特朗普入主白宫，如果习近平和香港面对特朗普1.0都焦头烂额的话，我想像不到面对已经有相当从政历练的特朗普2.0，将会如何面对。

当前中美关系紧张，加上特朗普回朝已摆明车马向中国“开战”，香港作为“磨心”，彭博专栏戏称香港已成“Collateral Damage”（连带伤害）实为精警描述，反映的是在中美地缘政治冲突下，在科技、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博弈加剧，香港面临的经济压力也在加剧。在这种背景下，银行采取“加慢减快”策略，是间接回应了市民对生活成本上升的关注，有助于稳定社会情绪，这是属中央乐见局面。

释放黎智英，就等于否定《国安法》，涉及否定中共在香港建立的整个“国安体制”，其难度接近“不可能”，所以很多人会认为特朗普这番话不过是选举语言，不能当真。但笔者觉得，虽然机会渺茫，但也不妨一试。只要特朗普诱之“红萝卜”并慑之以“大棒”，无论“诱”或“慑”，力度足够的话，不是绝对不可能的。

从策略看，特朗普外交上是个现实主义者，有两方面都值得北京担心。首先是外交关系讲求实力及注重实效，深信有力量战胜，才能不用战争，换取和平。因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印太策略计划、售卖军火给以色列及台湾、加强菲律宾防御力量等等，美国都会继续担当重任，以达到用武力阻吓军事冲突，重现其力可维持各地区稳定的超级大国地位。同时，一切以结果为目标，特朗普随时会不择手段。

现在，有些中国人，包括在美国的中国移民认为，目前的事态对中国人不利。还有人担心，尤其是担心如果特朗普胜选，会不会引发排外，引发排华？我的看法是，正所谓“物无美恶，过则成灾”。一种极端可能引出另一种极端，放任可能引出排外。如果我们不愿排外，我们就不要支持无度的放任。好在曾经一度的某种放任已经纠正。我认为，即使特朗普胜选，未来也不大可能出现成规模的排华排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