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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人才、抢企业”是今届特区政府最重点，也是最有成效的工作成绩表，最少在特首的施政报告是这样形容。
但这是实情吗？
过去两年各项人才计划接获38万人申请，24万人获批，当中16万人已携家人来港。但《施政报告》订下绩效指标却是出奇地低，目标仅是未来3年每年至少5万名人才成功续签。有立法会议员质疑目标远比申请宗数低，关注政府是否无信心令人才留港。
更有内地移民中介透露，其接触的“高才通”内地家庭中，三分之一视本港为子女升学外地的“跳板”，冀先来港学好英文、适应英语环境。有经“高才通”来港内地家长亦承认，来港目的是为准备小孩日后负笈英国。
外界已经高度关注“高才通”首批名额两年到期后，有几多人真的有条件符合续签要求。坊间更流传“高才通续签攻略”，教导申请人透过开“空壳公司”等形式争取续签，入境处更表明会严格把关，看来真正成效能否达到中央要求的“人才汇聚高地”，很快就有答案。
引进办引入三批重点企业八成均为内地企业
相比起“抢人才”，特区政府似乎更满意“抢企业”的成效，至少没有引起外间质疑。上星期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引进办）举行第三批“重点企业伙伴签署仪式”，共有17间企业签约，当中15间来自内地，其余来自法国及美国，涵盖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生命健康科技等范畴。财政司长陈茂波致辞时提到，预计三批共60多间企业未来数年会在港合共投资约420亿元，创造逾1.7万个职位。
根据引进办数据，截至目前，香港吸引到的外资企业实际上大部分来自内地，翻查三批引进办引入的56间外资中，有45间均是中资机构，占比多达八成，真正的新进国际企业并不多，而大部分企业早已在港设立区域总部或子公司。例如，最近纳入重点企业名单的内地企业如华为、美团、联想及京东等，均早已在香港有业务布局，这也让香港对外资的吸引力显得仅具象征意义。
引进办引入英资阿斯利康港区总裁内地遭到调查
由于外资占比仅占两成，当中作为“打头阵”的英资药厂阿斯利康，在首批名单中落户香港并设立研发中心的决策，无疑反映香港的科研环境仍具一定吸引力。但作为穿针引线的阿斯利康中国区总裁王磊，却在十一月初在内地受到中国有关部门的调查，事件不单震动了外资企业，更突显了外资在中港地区投资可能面临的风险。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环境过去几年经历了显著变化，尤其是在《国家安全法》和《反间谍法》进一步严格执行的背景下，一些企业因商业行为遭调查，成为《国安法》下的潜在风险案例。
图片来源：华尔街日报
阿斯利康这样的外资药企将其研发业务扩展到香港，无疑是利用香港在科研和全球市场接轨方面的便利，特别是法律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然而，王磊被调查一事却引发外界担忧：一方面，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是外资企业扩展的关键地区，但在中国的经营需要面对复杂的监管环境；另一方面，国内反腐运动在医疗行业的高压管控使一些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对企业运营方式的介入不仅仅是反腐，而是为了加强对行业的控制。
中港政治与经济环境下的外资挑战经营风险加剧
王磊是阿斯利康最重要、最常露面的高管之一，经常出现在公司与分析师举行的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他也是阿斯利康首席执行官苏博科(Pascal Soriot)的重要助手。
讽刺的是，当日阿斯利康，来港设立研发中心及创新园落户落马洲河套大楼，还请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与王磊同场出席揭牌仪式。当时陈茂波甚至兴奋表示感到非常鼓舞，相信可为香港以至大湾区的医药研发注入新动能。有亲中报章更以社论称《期待更多“阿斯利康”来港》，指阿斯利康落户“无疑是对香港及大湾区投下了重磅信心票，其同时在港设立孵化平台，还有助在港汇聚更多相关企业与人才。”
据报除了陈茂波，阿斯利康透露自前年12月已开始跟港府商讨落户香港，包括与特首李家超会面四至五次，可见甚受港府高层重视。而王磊一直作为主导参与者，与政府有大量往来，但今次“出事”之后，既未见特区政府有官方回应，主事官员像陈茂波，在出席刚结束第三批“重点企业伙伴签署仪式”上，亦只字未提，可见是刻意保持距离。
随着中国逐步收紧商业环境的监管力度，外资企业因数据管理、行业腐败等问题而面临的风险持续上升。例如，近期日本制药公司安斯泰来一位日籍高管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野村证券的一名资深投资银行家也不能离开内地，而尽职调查机构贝恩公司、伦敦广告巨头WPP等多家知名外资公司员工被调查和拘捕，更令外资深感忧虑。随着《国安法》和《反间谍法》的强化执行，一些在其他国家被视为正常的商业行为在中国可能被解读为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为，这让外资企业担心商业操作中是否有潜在的违规风险。
一国两制变色外资重新评估在中港地区的投资策略
香港能成为阿斯利康这类外资企业的理想区域总部，因为香港一方面具有接轨国际标准的制度优势，并且普通法下的法律相对透明、保障业务的商业稳定性。阿斯利康在香港的设点计划，也被视为港府吸引创科企业的重要成就，并且符合香港对生物医药研发的政策导向。然而，香港在地缘政治上的特殊性意味着外资在港经营仍可能受到中港关系的影响。如果外资企业在香港的业务仍与内地有密切联系，这样的业务连结很可能会将香港业务纳入中国国家安全的范畴，进一步增添外资的不确定性。
在中国强化行业监管的情势下，外资企业必须在中国的“红线”之间谨慎行事。阿斯利康因王磊被调查事件深感不安，这让其他外资企业同样担忧自己的业务未来可能面临的国家安全风险。事实上，若《国安法》和《反间谍法》的应用不断扩大，那么外资企业的经营压力只会加大，这让一些公司不得不重新评估在中港的投资策略。
香港投资推广署的数据显示，外资在港设立“地区总部”总数去年跌至1336家，是十年有纪录的新低，与2019年的高峰比较，更是少了205家，相反新加坡拥有的跨国企业地区总部数量增至4200家，这反映外资实际上是有规模退出香港。
阿斯利康在香港设立研发中心表面上是扩大在亚洲的业务布局，但这次事件也提醒外资必须在中港地区的复杂政治环境中更加审慎。《国安法》的风险意味着即便选择香港作为区域总部，依然需要防范来自内地的政策变化。香港作为外资的桥头堡，其吸引力是否能长期保持，将取决于其是否能在国际化和内地影响力增长之间找到平衡。
-颜宝刚（前《有线财经台》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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