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明分析指出，中国从俄乌战争中汲取教训下，习近平因为不想被羞辱，所以在考虑使用军事力量前会非常小心，特别是因为不想被拖入一场漫长且代价高昂的冲突，“如果习近平动用军事力量，他可能会直接全面出击，试图征服台湾，完全吞并台湾，而不是采取逐步升级的步骤。”

有关控罪必须用“非法手段”，“严重干扰、阻挠、破坏”特区政权机关，因此“颠覆罪”定罪原素除了犯罪意图，犯案手段也必须违法。根据《基本法》，否定财政预算案是立法会可为之事，完全合法，而以合法行为推行某些目的，即使官方认定是大逆不道之事，法庭依法也不该判被告有罪。

当局对待“境外”的高度警惕之态，已经类似当年毛时代（1949年直至毛后的1978年）对待海外关系的态度。随着美中竞争日趋激烈，尤其是2023年生效的修订后的中国《反间谍法》扩大了间谍的定义，而5月通过的扩大版《保守国家秘密法》则覆盖了教育、技术、互联网使用和军事设施等领域的敏感信息。新的条款之一规定，具有访问机密信息权限的工作人员在离职或退休后一段时间内都不能出国旅行，除非经过批准。这种情况下，如何能让老百姓不对外国人在中国被杀事件生发无穷猜想？

有冷战就必有冷战思维。那什么是冷战思维？冷战思维就是对美苏冷战经验教训的总结和领会；当然，美中冷战被中共点燃之后，冷战思维就不得不纳入对美中冷战的新认知和新思考。中共之所以讨厌冷战思维，却偏偏点燃了美中冷战，是因为它只想发动对外扩张，却害怕对方的冷战经验和应对策略，因为那些经验和策略对自己不利。

这场大屠杀给中国人民留下的教训，就是不能相信一小撮专制主义者们的"善意"。1976年四五运动时，运动者们的要求是在独裁政党内部做选择。内斗结束后很快就由胜利者进行了平反。八九年的运动是要在专制和民主之间做选择，在建立民主制度之前，或者在推翻专制之前，共产党不会为之平反。只有等到推翻专制之后，才有纪念英烈们的可能。那时候也没必要让专制政府来为反专制的英雄们平反。

自从赖清德当选后，北京对和平统一已失去期待，一切文攻武吓和打击碍统行径都是为武统作准备。然而，赖清德的支持度超过五成比其总统得票率还要高，互不隶属本来是现状，在超过八成台湾人支持维持现状情况下，除非赖清德主动挑衅中国﹐制造紧张局势﹐否则其支持度仍然处于相对高状态下﹐如果北京动武﹐将会使台湾上下一心奋力抵抗。

高息环境影响的不止是楼市，最新的零售数据反映“执笠关注组”并非夸大其辞：4月零售大跌14.7%远逊预期，为四年最差，是2020年7月以来最大跌幅，亦是通关复常以来首次跌穿每月300亿元大关，为疫情以来首次连跌两月。面对经济数据的客观现实，特区政府却只懂赖天气差，恐怕这种“驼鸟心态”，与一些经济学者一样，只懂“嘴炮”说好香港故事，但对经济病因“断错症、落错药”，变成真正“错得离谱的分析”，但代价却是要全港市民一同承受。

邹幸彤在狱中再次被捕，连同她母亲以及几个义工也被捕，当局连“六四”两个字都不敢用，警方的声明说：“一名正在还押中的女子，透过另外五名被捕人，由2024年4月份开始，以匿名方式在一社交平台专页，利用某个将至的敏感日子，持续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帖文，挑起市民对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及司法机构的憎恨，及意图煽动线民在较后期间组织或参与非法活动。”这声明体现中共特色的法治：一，忌讳所谓敏感日子。过去在大陆，很多人都只能以“五月三十五日”来称呼“六四”，如今想不到香港也会视“六四”为敏感词而予以规避。

香港不仅只是香港人的家园，那地方曾是世界上最宜居之地：中西文化并陈，华洋怡然杂处，中外美食在那里都以特别精致的形式呈现，香港人与洋人各自按照自己原来的生活模式，各取所需。逾万家跨国公司的办事处与各国NGO云集此处，既为香港带来了丰厚的商业利益，也让全世界爱好异国情调的国际主义者云集香港，更让人产生几分神秘感的是世界上五大情报机构与中国国安活动均在那里活动，演绎各种只有这个圈才知道的冒险故事。

那位女士带着我走了差不多一刻钟，把我送到了我要去的地方。我不胜感激地连连道谢，她微笑着说“别客气，别客气”，就匆匆的转身往回走了。在台湾十多天，留给我印象极好的，首先是台湾的人，台湾人身上的文明教养。相比之下，大陆近百年阶级斗争的革命传统，激发出来的多是粗野与暴戾气，越粗野越暴戾就显得越革命，中华文化的礼仪温良恭俭让，已经断了根。改革开放后，长期的贫困导致人们穷怕了的心理反弹就是对物质占有欲的恶性膨胀。不少人走到哪里就把恶习带到哪里，各种争抢，各种欺骗贪图小利，整个败坏华人在世界上的名声。

小时候雷锋的话背得滚瓜烂熟熟：对敌人要像寒冬一样冷酷无情！仇恨敌人，自然就仇恨台湾；警惕敌人，就会警惕台湾那边的任何一点动静。为保卫大上海，父亲所在的部队挖军用坑道，修筑地下军事指挥所与军用交通线。战士们把靠在长江边入海口的五座小山都挖空了，山的肚子里是弯弯曲曲、上上下下、四通八达迷宫般的军用坑道，连通五座小山。坑道里有弹药库、有后勤补给仓库、有士兵作战掩口、有战地救护包扎所……。

我相信，数年后一座新的汶川县城将拔地而起，许多在地震中被震毁了的房屋将重新修建。试想，假如那一天有人说出这样的话：回头看，那场地震或许也是件好事，因为没有地震，我们或许不会有新的房屋，不会有新的学校，也不会有新的更加宽广的大道。人们一定会愤怒地斥责说出此话的人丧失了起码的人性，他们的话语将是对在地震中失去的生命的一种亵渎，同时亦是对仍然活在世上的死者的亲人们和朋友们的一种侮辱，事实上也是对生命、对人类的侮辱。

《愿荣光归香港》被禁其实是进一步确认香港沦为金融中心的遗址，《华尔街日报》宁愿搬去一向在新闻自由上备受批评的新加坡，因为现时香港的情况已经远比新加坡糟太多，甚至倒退到台湾白色恐怖年代的水平，差在几时倒退到今时今日中国的水平。没有自由的香港，没有独立司法的香港，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不过的商港，其实好多城市都可以取代。很明显，习近平已经视“一国两制”为无法，以为中国经济十分之强大，可以无视西方国家的各类规矩。可以肯定的是，香港情况在法院助纣为虐情况下，只会继续恶化。

习近平一直很遗憾他没有达到毛太祖那样的一统天下。严厉整肃官场，消灭和压制一切不听话的官员，重新设置官场结构，只能在加强了权威之后才能下手。整肃文化知识界，甚至下放和消灭一批顽固不化的知识精英，抬高一批马屁文人地位，以便大力开展造神运动，这是大家已经看到的作法。

他们深入研究了当地的医疗记录，得出结论：新疆的癌症发病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5%之多。根据安华的数据，维吾尔族所受影响更是不成比例的严重，因为在乌鲁木齐铁路中心医院就诊的患者大多在该地区长大，而汉族患者多为成年后才被派驻当地，因此没有受到如此大的辐射影响。

1966年文革爆发时，我在成都十九中，他在成都一中，都是高中66级。1967年三月，我和同学们创办了一份铅印小报，转载了北京《中学文革报》遇罗克的一篇批判血统论的文章，通过这份小报结识了几个外校的朋友，其中之一就是徐友渔。后来成都造反派打内战搞武斗，我和徐友渔虽然分属对立的派别（我是八二六派，他是红成派），但我们都不喜欢极端，不喜欢任何一派中的激进分子。

独生子女政策导致总抚养比下降，进而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过低和劳动力“额外”过剩使企业更具竞争力（即所谓的“低人权优势”），政府有财力提供产业补贴，政府和企业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投资和创新，国际投资者也赚的盆满钵满。脆弱的社保减少了消费，导致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光棍危机进一步弱化了消费。所有这些共同导致了中国的内需不足、产能过剩。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内需不足使得今后增长难以为继。

美银预计，到9月美国大选将全面展开时，人民币将跌到7.45兑一美元。这将使人民币跌至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从北京角度看是有力提振中国的出口动力，令目前已经廉价的中国电动车可能会变得更便宜。美银形容目前是亚洲货币“混乱时代”的开端，对多种亚洲货币持悲观态度，点名人民币、韩元、新台币、泰铢和越南盾均属看跌，预期继续受压。

在中美冷战的军备竞赛当中，解放军一起步就远远落后了，前面美军的“尾灯”就看不见了。今后解放军之一体化联合作战，其训练只能从头开始；接下来会走到哪一步，很可能就是今后东亚局势的一个重要的观照面。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在中美冷战中的命运，可能还不如美苏冷战中苏联的命运：苏联在美苏冷战中撑了几十年，中共可能就未必了。

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面临老龄化这个天花板和“党主创新”这一螺蛳壳，不能抱望太高。盲目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人口雪崩，需要非常慎重。如果不解决“国进民退”和“强政府、弱家庭”这两大生产关系的顽疾，发展“新质生产力”可能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