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文章：
中共蓄意隐瞒 祸延全球（上）( https://www.aboluowang.com/2020/0321/1425634.html)
中共蓄意隐瞒 祸延全球（中）( https://www.aboluowang.com/2020/0322/1425977.html
丙，制定荒谬的“治疫方针”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研究员孟昕的揭露，当局对疫情的指示是：政治第一、安全第二、科学第三。这是一个彻头彻尾把中共的执政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的荒谬指示。笔者把他的一些短信摘录如下：
孟昕07:26:12我们是1月2号拿到的标本，7号晚上就分离病毒成功，8号凌晨拍的电镜，我当天就看到电镜照片，整个科室欢欣鼓舞，这是前所未有的速度，世界领先。结果还是被他们搞得一塌糊涂，一败涂地，往大了说对不起全国人民，往小了说都对不起我的同事们的通宵熬夜！
孟昕09:16:00唉，再透露一件事：我们19号开了全所大会，会上提到：卫健委主任，大概就是咱们马学长，对疫情的指示是：政治第一、安全第二、科学第三。
孟昕09:19:47安全排在科学前面，按我的理解是指避免科研人员和医务人员为了争名抢功而忽视安全，毕竟我们这里平时也是把生物安全放在首位，宁可不出成绩也别出事故，但政治第一，呵呵，我当时就觉得要出事了。
孟昕本来他们是拿到一手好牌的，我的同事们几个通宵的努力，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分离了病毒，测完了序列，证实了病原。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研发了检测试剂并发放全国省级疾控中心，并覆核了几十到上百份武汉来的标本（具体数字不详），获得了国际同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一致赞赏和高度肯定，为防控疫情赢得了最宝贵的时间。
然并卵，如此好牌还是被打得稀烂稀烂的，因为有政治第一的明确指示，有保密协议的严格要求，不可说不可说，要维稳。于是检测报告进了保险柜，只看到武汉方面连续一周发布的无新增病例，密接人群无人感染，无医务人员感染的消息。都以为是武汉措施得力，把疫情扼杀在摇篮里了，谁知道背后的真相是医务人员多人感染，人传人确凿无疑。最后恐怕是实在压不住了，只好把钟老这位大神请出来揭破部分事实，安定人心，可还是尤抱琵琶半遮面，不肯承认有瞒报迟报漏报，不承认超级传播者，不承认英国的疾病模型是对的，不承认武汉医院床位不够，于是，在政治第一、维稳第二的正确指导下，在中国喜庆的节日气氛里，武汉人民喜迎封城。
孟昕的这些说话，充分说明当局在武汉肺炎失控的过程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谓“政治第一”，其实就是巩固中共的统治权。这次疫情对中共冲击非常大，一方面是整个党的执政地位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则是内斗加剧。不仅地方向中央甩锅，中共最高层内向习近平逼宫者大有人在。习当局手中最大的依靠就是军权。如果疫情在全国蔓延、全面失控，那么，习当局最可能的手段，就是不仅在武汉实行军管，在全国重要疫情地区都实行军管，以此强化中共的执政地位，同时压制反习势力的攻击。
所谓“维稳第二”，就是采取各种手段，让被感染了的老百姓，不要说出来（尤其不要向国外说），不要跑出来（尤其是集体请愿、集体抗议），就死在自己家里头，不要给当地官员添乱，给政府找麻烦，给党丢脸。
所谓“科学第三”，就是“科学”为“政治”、为“维稳”服务。例如，武汉肺炎病毒来源，在党某个时候需要时，就是野生动物传染说，在另一个时候，就可以变为P4试验室流出说。又如，只要党需要，武汉肺炎即可以是“人传人”可能性很低、致死率很低，又可以是“人传人”可能性高、致死率高。“科学”一切围绕着党的需要变化。
在真话被禁絶的环境下，伪科学就自然当道。为了迎合中共“政治第一、安全第二、科学第三”的方针，于是就出现很多低估疫情的伪科学，例如：
1月5日，武汉市共报告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9例，其中重症患者7例。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1月11日，国家医疗专家组专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王广发称，目前来看该病毒的致病性较弱，病患病情和整体疫情处于可控状态。
1月15日，武汉卫健委发布肺炎疫情知识问答，根据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这种伪科学持续了15天，直至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央视连线时明确表示，目前可以肯定，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存在人传人的现象。至此，病毒的真正危害才为当局承认。
在“政治第一、安全第二、科学第三”的方针下，从2019年12月8日到2020年1月23日这个扑灭病毒的黄金机会就白白流失了。为了不引起疫情对社会稳定造成的不良影响，从而转化为对政权的不满，就唯有牺牲科学了，所以不断对疫情作出“低风险”的评估，从而松懈了群众对疫情的警惕度。例如，武汉重灾区之一的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花园社区才会在1月18日（距离武汉封城只有5天）还举行万家宴，4万多个家庭一起共度农历小年，从而为病毒的扩散制造絶好时机。
这个要命的政策，终于让病毒走出国门，危害全世界。
丁，总结与教训
人们应该从今次事件看出一个道理：“资讯不自由，灾难在后头”。很多人认为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的观念太抽象，看不见，摸不着，而且是西方的东西，对华人社会来说是可有可无的。笔者希望他们从今次事件看清楚，虽然这些理念是抽象的，但失去了它，后果却可以是很具体的。而这些价值的普世性，亦十分明显，因为它在中国的缺失，却影响全球的安危。
国际社会也上了活生生的一课：假如中共的体制不改（例如继续执行新闻封锁、打压异见等专制极权的政策），则它的一个错误（哪怕是不经意的），也会为全球带来灾难。
从2019年12月8日首宗病例开始，到2020年1月23日（即武汉开始封城）这一个半月，是武汉病毒从发现到失控的关键时期。错失了这个抑制病毒发展的黄金时期，病毒就如脱缰野马，飞驰全世界。为什么会错失这个黄金时期？中共体制实在有以致之，理由有三。
第一，中共把自己的执政利益，放在一切政策的首位。这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惯性思维，使它认为一切负面信息（那怕是纯粹天灾与政治无关的事件）都足以影响社会稳定，从而影响其执政的安全，因此本能地尽量实行低调处理。正如中央民族大学退休教授赵士林说：“疫情初起，决策者刻意向公众隐瞒疫情的深层心理是：政权的安全和百姓的安全，把政权的安全放在首位；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把政权的稳定放在首位；政权的尊荣和公民的权益，把政权的尊荣放在首位”。唯有这种心态作祟，才会作出荒谬的“政治第一、安全第二、科学第三”的错误方针，从而犯了隐瞒疫情的严重错误。
第二，中共为了自己的执政安全，不惜建立一套非常粗暴的“维稳机制”，这套维稳机制是以政权的专制力量为后盾，强制镇压所有认为不符合中共执政安全的声音和行动，即使是善意的批评或者无意中透露心声，也无法容忍，这就使一个正常社会应有预警系统全面崩溃。
第三，中共特式的资讯管制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垄断一切信息的来源，什么能够让人民知道，什么不能够让人民知道，完全操之于中共的宣传部门，它除了迫使人民只能够接受单一的信息外，还因为长期的接收单一讯息而使人民自觉地拒絶接受与官方意识形态不符的资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当香港大学教授管轶1月22日对武汉病毒提出严重警告时，大陆很多人竟然质疑他在造謡【1】，说明在大陆官方长期灌输洗脑下，有些人已经本能地拒絶接受任何善意的警示）。这种资讯管理制度令到人们无法第一时间知道灾难的来临，因而无法对疫情采取预防措施。
这三点，说明中共体制上的原因如何导致这次武汉疫情得以贻害全球。
注1：见《新浪网》1月26日文章〈专家造谣怎么办？管轶：感染规模十倍于沙士-请问有依据吗？〉
中共蓄意隐瞒 祸延全球（上）( https://www.aboluowang.com/2020/0321/14256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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