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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人要索赔:我的母亲不能冤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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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当局宣布武汉新冠肺炎新增病例多天连续清零。尽管这样,这场悲剧并未真正结束。失去母亲的武汉居民丁先生谴责 中共当局罔顾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的生命,以确诊门槛和限行阻碍救治,并要向新冠索赔律师团寻求法律援助。

3月23日,武汉封城后的第61天,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宣布,湖北和武汉已经连续5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累计死亡病例3153例(武汉2517例),累计确诊病例67800例(武汉50005例)。

从1月20号发病到2月8号去世,武汉居民胡爱珍始终没能确诊,她的名字却不在上述任何一列数字之中。

最后一天,她呼吸困难,腮部被液体充斥,四肢无力到甚至不能自己喝水,儿子丁先生带她到6家医院却求救无门,最后终于收治在武汉协和医院,1小时后病逝。

3月6日,海内外20个中国律师组成‌‌“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主张疑似患者和没有进入统计数字的患者的诊疗应全程免费,他们愿意为逝者家庭提供免费法律支持,包括制定索赔方案,争取和政府达成和解协议,或者起诉。

自6号向外公布以来,律师团目前只有丁先生这一位正式的申请人在填写材料。

22日,律师团决定扩大援助范围,包括所有未享受到免费诊疗服务且未获退费、因封锁限行和强制隔离而遭受损失的受害人。

律师团发起人之一、旅美维权律师陈建刚告诉本台,‌‌“无论是从财产上、自由上甚至被中国的滥用权力,被警察、武警、特警甚至临时雇佣的黑社会打手打死的;还有因封锁不能出门、死在家里的悲剧太多了。律师即便在绝望的时候,也愿意冒着风雨往前走。只要当事人有这个(维权)愿望,我们就愿意帮助。‌‌”

甘愿以命换命,母亲还是走了

母亲求诊期间,丁先生形容自己每天在地狱边上徘徊。当局宣布新冠病毒人传人之后,武汉市的医用口罩和酒精在一夜之间抢购一空,他买不到,只能戴着一个普通口罩、天天背着她到医院,在摩肩擦踵的病患间穿梭。

母亲的热气和泪水滑到他的脸上,他觉得自己也完了、逃不掉被感染的命运,但是他就是要用‌‌“添油战术‌‌”、以命换命—-因为母亲不能死,她是一位身体硬朗的65岁老人。丁先生开出租养家,胡爱珍刚刚退休,每天帮着照看孙子,正是一家人享受天伦之乐的好日子。

但是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从1月初,他家门口的华南海鲜市场休市、政府训诫八名‌‌“造谣者‌‌”并驳斥‌‌“人传人‌‌”,丁先生还对病毒不以为意。一家人进出如常、并未佩戴口罩,直到23号封城前的一两天,母亲突然开始显现肺炎症状。

丁先生说,最开始社区和医院互相推诿,排队好几天做上核酸检测,上面写着‌‌“阴性(不排除阳性的可能)‌‌”:

‌‌“做了等于没做,从头到尾就是个陷阱。那时他们第一没有医疗条件,第二他们也很怕,把病人拒之门外,根本不给机会,大部分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

《财经》一线记者从武汉社区获取的重症人员标准是:1.血氧饱和度降低;2.呼吸困难;3.有基础疾病;4.年龄偏大、体质弱者;5.含发热和疑似人员标准。

丁先生表示,母亲从头到尾是危重病人,血氧饱和率40%多,低于正常的90%。在医院等待期间,十几天里没吃没喝也没有白开水,她的身体每况愈下。

丁先生指出,确诊困难极大地阻碍了母亲的及时就诊:‌‌“八九号之前,政府说试剂盒不够,每家医院只有十几二十人可以做核酸检测,准确率只有30%。几百上千的人就等着核酸检测,医院当时就拿这个,核酸检测没通过就不收你,十分残忍。‌‌”

2月5号晚上,胡爱珍已经病危。一整个晚上,丁先生就困在送母亲去协和医院的路上,他被禁止从江汉区跨越到蔡甸区。

他把病例、片子拿给交警,对方无动于衷。丁先生愤怒的发问,‌‌“你们是不是人?你不是娘生的?‌‌”对方给的依据就是,‌‌“我们接到了通知,不让跨区‌‌”。

3天之后,几经波折,协和医院的医生慷慨地给出一个床位。医生检查了胡爱珍的身体和检测报告后,让他再重新检查,说那份核酸检测是假的。

但是来不及了,就在那个上午,胡爱珍去世了,去世前一秒还意识清醒的让儿子倒水喝。胡爱珍随后被殡仪车拖走,儿子至今未拿到骨灰。

不过两三分钟就这样阴阳两隔,丁先生到现在还觉得像是做梦一样。他回忆道,不仅仅是母亲,武汉不知道有多少人等不到床位和诊断就死了,他们被排除在统计数字之外,自生自灭:

‌‌“他们是在屠杀60岁以上的老人,那些所有被拒之门外的病人。我在医院这么多天,确实有收进去的,20多个人都是年轻力壮的。雷神山、火神山医院里面的都是轻症患者。‌‌”

统计数字之外的他们,自谋生路

根据《财经》1月底已被删除的一篇报道,一家定点医院的医生透露,门诊一天有120名左右发热病人,其中大约80名有肺部感染,但只有5名可能最终被收住院。

新冠肺炎索赔律师顾问团在公告中写道,‌‌“对这些患者,应当基于‌‌‘疑点利益归于患者’的原则,放宽认定标准,最起码应当认定为疑似患者,从而也将他们的诊疗全程纳入免费的范围。‌‌”

律师顾问团关于诊疗费用的研究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红头文件,包括‌‌“财社[2020]2号‌‌”和《补充通知》规定,对于新冠肺炎确诊和疑似患者,在基本医保等按规定支付医疗费用后,个人负担部分由国家财政给予补助。但是对于统计数字之外、甚至居家隔离期间就死亡的人,他们的权益难以保障。

律师团的发起人之一、中国公益人士杨占青告诉本台,患者家属可以试着取得延误治疗的证据:‌‌“比如应当上呼吸机的时候,医院没有上就是延误治疗。这个就需要调住院的档案,按照法律规定是必须给病人和家属的,这样可以看到每天的用药情况、医院的措施和病人情况。越早越好,晚的话可能被医院篡改。‌‌”

杨占青还指出,当局一刀切的限行和瞒报信息都涉嫌违法: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疫区可以适当限行,但是封锁限行不能一刀切,基本生活要保障,等于说是(政府)侵犯他的生命健康权和人身自由权,而造成损失。最主要的是,政府前期瞒报,导致后期病人大幅增加、床位不足,我们打算起诉武汉市政府和疾控部门。‌‌”

丁先生说,他希望律师团帮助追究到具体的责任人,不管是公安局、卫健委的新闻发言人,还是宣扬人不传人、忙着发论文的疾控中心掌门人高福,他们要负刑事责任,而不仅是党内记过:

‌‌“哪怕没有希望,我都要试试,因为我的母亲不能这样冤死。我要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他们的嘴脸。他们的手段十分卑劣,但是我不怕。老百姓不怕死,怕死的是你们。‌‌”

陈建刚介绍说,中国律师在疫情爆发后正在遭受新一轮打压。当局要求他们遵守‌‌“三不许、六不准‌‌”,不准彼此说话和交往,不准谈疫情和政治。其实这次的法律援助不仅可能石沉大海,还会被反噬和迫害。

责任编辑: 赵亮轩   来源:自由亚洲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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