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常有惊人之举，除了宣传的极度无耻化之外， 中共外交部一干发言人似乎瞬间成了战狼，专司对美批评指责；而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则成了花瓶、摆设，大多数时候沉默，但在美方反击力度加大之际，又总是出面安抚，让一些美方人士误以为赵立坚称武汉肺炎病毒由美军传播到中国只是个人说法，希望加强高层沟通。
最近这场参战双方身份悬殊的外交口水仗，美国被造谣污蔑，还完全没占据赢面，在于美方完全不了解 中共外交部两副面孔出场的奥秘何在。
小蚂蚁挑战大象，无论如何都是赢
中国自古以来是个严格的等级社会，在历代王朝，下位者挑战上位者，天然占据道义优势，其批评不管真实与否，都被誉为不惧权贵。上位者如果与之计较，会被批评成风度气量不够。有些度量大的上位者处置得当，会获得美誉。但随着中国社会的流氓化与痞子化，这种挑战越来越堕入末道，特别是从1990年代中国媒体市场化以来，文坛混混经常借一些话题去无端攻击名人，藉此博取知名度，成了文化江湖混名声的“终南捷径”。
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常有惊人之举，除了宣传的极度无耻化之外， 中共外交部一干发言人似乎瞬间成了战狼，专司对美批评指责。
这种智慧用在外交场合也有过千古美谈，著名的“将相和”就是经典的教科书例子。据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述，该事件发生于西元前279年。那一年，秦昭襄王想集中力量攻打楚国，为解除后顾之忧，主动与赵国交好，约赵惠文王会于渑池（今河南省渑池县）。势弱的赵王害怕但又不敢不去，蔺相如陪同赵王前往渑池，席间秦王要求赵王鼓瑟助兴，并让史官记下，以折辱赵王。蔺相如为了使赵国取得对等的地位，据理力争并站在秦王身边以“五步之内，血溅大王”相胁，使秦王不得不击缶（秦国乐器），蔺相如则命赵国史官记其事。稍后，秦向赵要十五座城为秦王祝寿，蔺相如寸步不让，大声要求秦国用其国都咸阳为赵王祝寿，机智地保护了赵王的安全并且不被羞辱，史称“渑池之会”。
这个故事中的蔺相如之所以成为世人称颂，就在于他维持了弱赵与强秦之间的国格对等。中国很看重这点，比如统战台湾，去年笼络人气很旺的韩国瑜时，是让香港、澳门两地特首与之会面，而非中央政府某机构出面，以免将中国视之为一省的台湾抬格。
这些，非常平民化的美国并不太讲究，尤其是奥巴马之后的美国更不讲究这些。这次赵立坚出面，通过推特这种私人方式诬称武汉肺炎病毒来自到武汉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的美军，美国的对应，就吃亏在出动了上驷（上等良马）对下驷（下等劣马），比如川普以总统身份发言来怼赵立坚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就算痛快说出了“中国病毒”四字，但引来的国内批评就足以抵销那痛快感，而中国方面还可以借机生事。美国想认真时，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又于3月22日接受美国新闻网站Axios与有线电视台HBO的联合采访，在采访说，由外交官来揣测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是“有害的”，这一表态被解读为他不赞同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12日关于新冠病毒起源于美军，美国欠中国一个解释的说法。由于崔天凯声称他代表中国国家元首和中国政府，于是美国舆论认为川普应该与习近平直接沟通，缓和中美关系。
处理外交事务，英国比中国圆熟得多，而且有虚君体制可以利用。政府惹了麻烦，女王出面安抚是其老套路，效果往往不错。因此，这类事情，美国应该则国务院出面对阵，以总统之尊，少直接介入为佳。
美国应该以下驷对下驷
在武汉肺炎疫情以来，为防止更多的病毒携带者进入美国，美国于2月1日宣布对中国断航，宣布撤侨，从美国现在的疫情来看，这些行动于美国安全来说完全必要，可惜做得并不彻底，有很多疏漏。但在2月3日 中共外交部网上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却指责美国政府“第一个从武汉撤出其领馆人员，第一个提出撤出其使馆部分人员，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断制造和散播恐慌，带了一个很坏的头”，这次记者会上，华春莹还透露了一个让中国人非常吃惊愤怒的资讯，“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报疫情资讯和防控措施。...还蒙在鼓里的时候，中方已经开始向美国通报疫情资讯，一共通报30次。”
华春莹始终未说明那30次通报的具体内容。直到最近中美两国外交部发言人隔空开战，争论的焦点是1月3日中共究竟做了啥，人们才知道部分真相。3月17日，美方发言人奥特加斯（Morgan Ortagus）指称中国处理疫情时间表“必须接受世界审查”，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再次甩锅给美国，说1月3日中方就通报疫情给美方；美方发言人奥特加斯则在3月23日的一则推文中，驳斥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关于中国未延误发布新冠病毒疫情的说法，其推文详细列举到1月3日之前，中共当局的所作所为：中方做的是下令销毁病毒样本、让武汉医生噤声，以及在网上审查民意。
从两国外交发言人互怼开始，说明美国已经找到对付 中共外交部战狼的合适方式，以下驷对下驷，规格相等。据说美国情报机构掌握了大量中国的疫情资讯，武器库中不乏兵器，可以相机而行，适时披露一些杀杀中国战狼的戾气。
中国一直想为武汉病毒寻找新娘家
中国想为武汉肺炎病毒寻找新娘家，美国并非唯一的目标，现在成为欧洲疫情危城的义大利也被中国命中。3月21日，党媒《环球时报》发文《义大利专家：中国疫情爆发前病毒或已在义大利传播》，文章断章取义地引用义大利马里奥·内格里（Mario Negri）药理研究所主任朱塞佩·雷穆齐（Giuseppe Remuzzi）对美媒公共广播网（NPR）的说法称：“中国疫情爆发前，病毒或已在义大利传播”，中国国内媒体不少以此作为标题。义大利媒体Il Foglio采访了Remuzzi查询时，3月24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病毒宣传》（Propaganda virale）的报导，放在该报头版下半版的报导中，其中引述雷穆齐的原话说：“毫无疑问，这病毒是中国的。这次（事件）是大学会拿来教授的教科书例子，显示出科学资料可以如何因为宣传理由而被操弄。”雷穆齐针对《环时》对他在另一个访问中所说的话的诠释方法的评价是：“这是为了对内和对外宣传，而作出完全误导的说法和影射。”
习近平究竟想干什么？
武汉肺炎发生后，习近平那表面上似乎安稳的地位再度陷入政治湍流之中，连武汉市长周先旺也敢在CCTV采访他时推诿责任，国内媒体一度姓习也姓鄂。有关习的政治对手制造了这场瘟疫的说法，从一开始就如影随形随瘟疫扩散。当习近平派出李文亮专门调查小组、解放军首席生化专家陈薇正式接管了武汉病毒研究所、撤换了湖北省与武汉市行政首长之后，才算是勉强稳住了局势。
但习近平的应对特别笨拙狠恶，在官媒那颠倒黑白不讲道理的高调宣传赞扬之下，激起的社会不满从未真正消退。那些所谓“世界各国连抄写中国作业都抄不好”、“世界应该感谢中国”的无耻宣传，以及美军传播病毒论等无中生有的攻击，终于将中美关系送进了“重症监护室”。3月19日，李文亮调查小组那份虚应故事的调查报告等于向世界宣告，这一本来就“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国家监察委专案调查组在武汉近五十天的调查一无所得，没能找出“总想害朕的坏人”。3月22日，一份据说是中国体制内人士撰写的匿名建议书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要求中共高层召开紧急扩大会议讨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功过和去留问题。阳光卫视掌门人陈平承认该建议书是他转发，但表示不知何人首发此文。但他认为，这份建议书反映了许多体制内改革派人士的想法，中共应该回归7年前制定的改革开放路线。这份建议书与BBC中文网1月28日发表的那篇《武汉肺炎下的治理溃败：京-汉-闽政治观察》遥相呼应，那篇文章几乎对习近平接掌中共以来在反腐名义下所做的一切全盘否定：“从2019年底迄今一个月以来武汉肺炎的大规模扩散和治理失败，全面检验了习上台以后的行政体制和军队改革、以及党组织以革命化为掩护所树立的忠诚体制，证明其应对‘新常态’之外公共风险的低效和僵硬，不仅导致公共治理的全面失败，也让社会和人民为之付出巨大代价。”
有人猜测习近平控制不了外交部，该部正效仿国安系统想发动一次对本党总书记的叛变，我不这样认为。国安系统因为线人网路处于单线联系，容易失控，出现郭文贵现象。但外交部是严格的科层机构，组织严密。况且习近平从2013年以来整肃了党务系统、政务系统、军队员警员警国安等刀把子系统，独独对外交部没有怎么触动。外交部目前这种两副面孔交替出现并非失控，而是习及其智囊认为这是化“危”为“机”的“高招”：以美国作为病毒的替罪羊，与多年以来的反美反西方民族主义情绪可以对接，也符合中共宣传形成的国民想象；对外则可以反守为攻，搅浑一潭池水，让事实模糊化；同时还可以利用这场危机以防疫物资为杠杆大搞“口罩外交”，获取利益。
这种手段虽然笨拙，但对分裂的西方，以及内部政治严重分裂的美国，还是有一些作用。比如著名的左派媒体《纽约时报》与BBC均发表多篇文章，认为这次中国在武汉肺炎疫情争到了领导权与救世主的角色，美国完败——这些左派记者到现在都不愿意承认一个事实：川普领导的美国政府，早就有意识地退出了拿钱当冤大头的世界领袖角色。
世界早就习惯了美国出钱出力还常被受惠国说成“大国沙文主义”、斥为“霸权”的搭便车格局。中国这场瘟疫祸及全球，在无力抵抗瘟疫的情况下，中国的口罩外交的斟别原则，以及大外宣要求世界感谢中国做出牺牲的无耻宣传，让欧洲国家意识到了对北京的依赖所带来的问题。武汉肺炎正在全球大流行，近两百个国家尽皆染毒，尽管中国试图改写病毒传播史，但病毒源自中国这一事实还未被各国公众忘记，有评论认为中国在这种时机寻求利益实在是“厚颜无耻”（Chutzpa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