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土改时期斗地主。(本图片由当地自由记者Mr. Lauter Milch现场拍摄提供)
杨正秋,四川合川龙市镇人,原合川龙市镇土改工作队员。
当地土改时,杨正秋负责宣传,做记录。什么是做记录?就是在公审大会上参加者讲地主的“罪行”,他负责记录下来。审判长宣判“罪大恶极,宣判枪决”之后,他就在“判处枪决”上打个勾勾。他形容,这就像旧时戏里的判官一样,阎王在上面宣布,要把哪个打下去,判官就勾个布子。“杀一个人我就勾一下,我就是那个角色。”杨正秋说。
有一次,在龙市小学镇压所谓反革命,实际上是杀地主。那一次一下就杀了十几个。杀了之后还要一个个去把耳朵提起看,是不是杀死了。当时杨正秋就觉得太残酷,那些人并没有什么罪恶,哪能这么干?而且,那些杀人的打手都是地痞流氓。
杨正秋回忆,“当时组建民兵时,选哪些人呢?要选胆子大的、会用枪的、成分好的。什么叫“成分好”?叫花子(乞丐)成分就最好。当时讲成分,贫农是没有田地的,而叫花子更穷。其实这种人都是些好吃懒做、地痞流氓之辈。他们一无所有,乱整乱搞,中共就信任这种人,就利用这种人,因为这种人才下得了手,这是共产党的一惯传统。现在电视上都看得到,共产党起家,就是把什么土匪武装呀、地痞流氓等组织起来搞革命。打国民党时就把土匪、地痞流氓组织起来对抗。”
这些地痞流氓民兵,他们杀人前把子弹在石头上磨,然后冲着人脑打。子弹是铜壳壳,里面是铅,铜壳壳一磨薄了,子弹打进人脑就会把脑壳打开花,当时叫“敲沙罐”——把人脑壳像沙罐一样地敲得稀烂。
有个叫任笃青的地主,是杨正秋的邻居,他的脑壳就被打开了花,只剩一点山羊胡子吊在下巴上。他的后人就是凭这点山羊胡子来认的尸。杨正秋看到这个场面,觉得这样杀人要不得,这样搞下去要不得,太残忍了!
还有,杨正秋的一个堂叔杨希伯,只是一个教书先生,也被抓到杀场。他在下面眼巴巴地把盯着杨正秋,那个眼神是问他能不能救自己。杨正秋说,“我怎么救他嘛。我看到那双眼睛,难受呀!那天没有杀他,他是被抓去陪杀场。那个陪杀场比杀头还可怕,杀死了就算了,但陪杀场的人目睹和经历的一切会深深印在脑子里,可怕得很。我堂叔陪了杀场回去,当天就疯了。”
当时,凡是有点知识、有点财产的,都逃不脱那场劫难。杨正秋的两个舅公(他外公的两个兄弟),都是医生(中医),他们被抓到仓里关起来。在仓里,他们相互勒对方颈子,双双勒死了。
这种血腥场面杨正秋实在看不下去,觉得这个地方不是久留之地。于是他对领导提出,想出去深造。领导同意了,给他开了条子,让他去重庆市干部招生委员会。
杨正秋到重庆后,进入重庆市总工会并担任了四川电业工人报的编辑。1957年为采写一篇文章被划为右派下放长寿湖劳动改造,他后面的22年人生充满艰辛。
回想这一辈子,杨正秋沉痛的说:“我为了逃避土改的血腥,来到重庆,结果当了右派。什么叫在劫难逃,我就是在劫难逃。长寿湖6年,重棉六厂16年,我总共劳动改造22年。”
“共产党一直搞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从建国初期起都这样。”“我们这个国家,中国人民苦难深重,中国知识分子苦难深重,我希望历史不要忘记我们,希望永远不要忘记那些年的苦难,我希望终有一天会还原那段历史。”(根据谭松着《血红的历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