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方无须法庭手令可查阅市民手机。（粤语组制图）
香港高等法院早前裁定，警方一般情况下要获法庭手令才可查阅市民手机，但警方不服上诉，上诉庭周四（4月2日）裁定警方胜诉，指警员可在「合理基础」下，在没有法庭手令下查阅被捕人士的手机内容，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判决会否造成警方进一步滥权、滥捕，主要视乎警方如何判断「合理基础」。（刘少风报道）
2014年七一游行，警方指领头车行驶太慢，以涉嫌阻差办公为由拘捕包括民间人权阵线成员岑永根等五人，没收他们的手机，岑永根质疑警方无手令、侵犯私隐，提出司法覆核。高等法院2017年裁定，警员要在紧急情况，才可以在无手令下查看被捕人士的手机资料，警方不服上诉，上诉庭周四裁定警方胜诉。
判词指，警方在一般情况下仍须事先取得法庭手令；但若在申请手令并不切实可行、而且有合理需要之下，警方可以毋须手令，即时检查被捕人士手机查看与所涉罪行有关的资料。
判词又指，警员在无法庭手令下检查后，应尽快书面记录检查的目的及范围，亦应向被捕人士提供有关书面记录的副本，除非提供副本会妨碍刑事调查。判词指出，虽然有关权力会干涉被捕人士在《基本法》第30条及《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14条列明的权利，授权警方有关权力仍然是合符比例。
上诉庭在判词提到，政府一方同意，裁判官签发手令时并无权力要求巿民交出手机密码予警方，而拒绝交出手机密码亦不会构成阻差办公。
法政汇思成员、执业律师黄鹤鸣周四接受本台访问，他指出判词没有提到被捕人有责任提供手机密码予警方，相信法庭的判决是在保障被捕者私隐，以及警方调查市民的权力中作出平衡，但令人争议的地方是警方如何判断查看手机之举符合「合理基础」。
黄鹤鸣说：我想最大的忧虑是，如果（被捕者）手机没有解锁，他（警方）去查看，甚么情况为「合理基础」去看？这个所谓「合理基础」可以很主观，这是少少很模糊，这的确是可以有争拗。
根据判词，警员可在特定情况下，在没有法庭手令的情况查阅被捕人士手机，何谓「特定情况」？本身是执业大律师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杨岳桥对本台指，法庭是将判断权力交予警方，做法「离地」，担心警方滥用，导致不尊重法例的情况更加恶劣。
杨岳桥说：过去十个月的时间，经常听到不少个案，有些年轻、著黑衫的人，在街上被警察截查，恐吓他们要开手机，否则被告阻差办公，这些例子比比皆是，纵然他（警察）有这个权力，但是否合理使用？为人诟病。活生生的例子证明警察本身是会不尊重规例或者法律的情况，甚至有滥用，法庭这次将例外情况的判断交给警察，其实是令情况更加恶劣。
杨岳桥指，虽然未知案件会否再上诉至终审法院，但目前上诉庭的案例仍然存在，担心警方会进一步滥权、滥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