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在希特勒取得政权后，逐渐形成党国体制，事实上大权掌握在希特勒个人手上。虽然不致于各级政府均由纳粹党委正式掌权，每一个政府权机关均有党组，但党和政府的界限逐渐模糊化。希特勒个人既是党的领袖，又是国家的领导人；而在个人崇拜的环境下，国民公开效忠于领袖个人。
中共政权明显以党领政。改革开放初期，曾经讨论过党政分工，但清楚排斥党政分家的概念。至天安门事件后，重新恢复党的一元化领导，例如地方党委书记再次出任当地人大常委主任等。
到近年习近平大权独揽，取得党核心的地位，更强调党的领导，实际上是大权集于党，党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核心即是习近平本人。纳粹政权权力集中于领袖，相当大的原因是当时德国人寄望希特勒恢复德国的强盛，洗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耻辱，愿意寄厚望于领袖。
习近平初掌政权，中国人没有浓厚的危机感，亦没有对大权集中于领袖的强烈要求。习近平第一届的总书记任上，未能在政治局常委享有清楚大多数的支持。
这种党国不分，领袖独揽大权的体制，比较容易让国民信服的理据是国家处于危机，须要让领袖放手开展。希特勒掌权后大肆扩军，旋即发动世界大战，自然容易维持这种体制。当战情逆转，不能避免有种种政变、行刺阴谋的出现。
习近平能在基本上稳定的局面全面集大权于一身，自然精于权术，打击贪污对领导层起着震慑的作用。在现代社会，效忠的概念难有深厚的文化和道德基础，绝大部分人都有个人的利害计算。
表面上的效忠，是生存之道；不随波逐流，代价相当高昂。在中国社会，能坚守原则与政权对抗，要面对残酷的迫害，大多数人不愿意付出这样高昂的代价。对记者而言，要就习近平思想考试，我就记诵一下他的言论集去应考。对大学教授而言，我就在课堂上避谈「七不讲」的议题，否则教席难保。
然而在这效忠的背后，广大的干部层大部分都把子女、财产送到西方国家。主流媒体揭发每一宗「大老虎」的贪污案，经常都会报道该高干持有多本护照甚至机票。这样的干部队伍又怎能说是效忠党国、效忠领袖呢？即使经济条件不错的国内中产阶层，一般都会送子女到西方国家留学，让他们有机会移居外国发展其事业。
历史上大概没有一个政权像现阶段的中共有这么高比例的干部家庭成员和财产在外国。对这些「裸官」，本来有一定的惩罚机制，例如升迁无望等。不过很可能「裸官」为数众多，不可能认真有效惩处；中国领导层也经常公开承认人才不足以应付干部队伍的需要。
香港市民对本地权贵一方面高度赞扬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手持西方国家的护照早已司空见惯。难怪有百分之四十的市民对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信任为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