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共病毒疫情中，不封城、不隔离的瑞典显然是一个异类。到目前为止，有1000万人口的瑞典既没有采取隔离措施，也没有发生经济崩溃。有德国学者称，“瑞典路线”仿佛就是这场浩大试验中的“对照组”。
截至4月9日，瑞典累计确诊9141例，死亡793人。作为对比，国土面积和瑞典接近的欧洲国家奥地利大约有880万人处于封锁状态，累计确诊13138人，死亡病例为295例。
瑞典的企业、幼儿园和学校依旧开放，强制措施只有禁止50人以上的集会，酒吧和餐馆只能为已经就座的顾客提供服务，以避免过度拥挤。
他们的策略，就是让病毒的传播尽可能放慢，保护老年人和易感染群体，直到大部分人自然免疫或等到有疫苗可用。瑞典卫生局现任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特内尔（Anders Tegnell）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封锁会让整个系统疲惫不堪，“你无法持续几个月地进行封锁隔离——这是不可能的”。
瑞典一直倾向于采取自愿性原则，而不是采取强制性措施。政府建议老年人自我隔离，年轻人减少社交活动。更值得注意的是，瑞典公众大都支持此做法。民调公司的调查显示，有80％的人赞成政府关于“每个成年公民承担个人责任，来防止疾病传播”的观点。不过，已经有多达2000名学者联名呼吁政府采取更严厉的控制措施。
那么，瑞典的自信何来？DeepTech采访了2位在瑞华人，他们分别是卡罗琳斯卡医学院肿瘤与病理系助理教授林颖博和卡罗琳斯卡医学院临床神经科学系博士后研究员陈灵景。卡罗琳斯卡大学医院是北欧最大的医院，在多个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瑞典抗疫中承担大量重症病人的治疗救护工作。
林颖博现在同时是北欧华人创新创业协会执行会长。他于2007年来到瑞典，迄今已有13年。他还在3月27日协调并参加了卡罗琳斯卡大学医院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一线临床医生的在线分享交流。他认为瑞典政府的抗疫策略是有科学依据的，并表示一个政府能够在危机面前不从众，独立作出决策，不管正确与否，是需要勇气，是需要担当的。
陈灵景从2010年始居住在斯德哥尔摩，于2017年获得卡罗琳斯卡医学院流行病学博士学位。她介绍说，在这个全球唯一一个只使用“鼓励＋劝诫”方式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国家里，200年的和平安定与国家大包大揽的福利是其抗疫策略能够实施的重要背景。
以下文字由 DeepTech采访并整理。
瑞典抗疫的现实选择
林颖博口述
总体来说，瑞典民众对疫情的反应是比较淡定的。迄今没有发现因为疫情导致不稳定的社会事件。一个瑞典朋友前几天给我打电话，说他十有八九感染了新冠病毒，因为各个症状都对得上，但是却没有得到检测。他语气中没有抱怨，也没有提群体免疫，他现在已经恢复了。大概在他的认识里，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疾病而已，对青壮年而言威胁不大。
我身边的中年人大多数都是持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这不像我们华人要尽最大可能把危险性降到0，即使有0.01%的可能性，很多华人也会选择不让孩子去上学。瑞典人不是这样去想，他们认为如果这个风险在可控的范围内，就没有必要去恐慌。
大多数瑞典媒体现在也在讨论整个国家的防疫策略。他们首先关注的是确诊人数，具体的数据还是有很多人在关注的。其次是防疫物资供应和危重病人的救治。
我认为，一旦瑞典疫情的发展超出公共卫生局认为可控的范围的话，肯定会要采取一些更严格的措施。瑞典也一直在宣传号召民众加强日常防护，比如说减少出门，勤洗手，减少聚集，保持社交距离。瑞典社会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信任度较高的社会，其次瑞典人愿意相信大多数民众都是负责任的人，不需要政府命令民众如何如何的。
不同声音一直存在，包括网上也有人签名要求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沟通渠道比较畅通，政府也会倾听这种声音。以孩子上学为例，正常情况下，瑞典的学龄儿童如果超过一周无故不上学的话，政府是要干预的。现在瑞典的学校没有关闭，但如果家长因为防疫原因坚持不让孩子去上学，政府是不会干预的。
瑞典没有进行大规模检测。我认为主要的考虑是医疗资源的最优配置。所以基于现有专业人员和设备，瑞典选择了优先救治重症病患。
瑞典目前没有进行大规模检测，这对阻断社区传染肯定是不利的，但这应该是一个无奈的选择。相对于美国这类占有大量资源同时又有超大规模城市的国家，我们也应该考虑到瑞典人口密度低、家庭规模小等因素，这种政策在瑞典采用应该更容易理解。
瑞典也从来没有放弃提升检测能力。我所在的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已经在科研人员中募集了具备相关技能的志愿者，经快速培训后，充实临床检测人员。组建万人级别新冠病毒多组学检测实验室，将瑞典的检测能力提高一倍以上。相信在检测能力瓶颈解决后，大规模检测会被迅速采用的。
不管防疫策略如何，一旦武汉肺炎患者在瑞典被确诊为重症，目前为止还是能够得到较好的救治的。据卡罗琳斯卡大学医院医务科主任菲利帕·尼伯格（Filippa Nyberg）女士介绍，瑞典的 ICU数量已经提升了80%，并仍在持续增加。据媒体报导，目前瑞典 ICU床位尚有空余。
虽然防疫策略大不相同，但瑞典医生非常愿意听取中国同行在新冠病人治疗方面的建议。3月27日，卡罗琳斯卡大学医院与位于黄石的江苏省支援湖北疫情防控前方指挥部连线，卡罗琳斯卡大学医院副院长安妮卡·蒂博尔（Annika Tibell）女士带领十余位临床专家与南京医科大学副院长鲁翔教授领衔的一线抗疫专家团队直接交流。瑞典医生对中国医生积累的经验非常感兴趣，仔细询问了包括 ICU管理、病人用药、医护防护和病人预后等技术细节。
1.社交疏离的天然文化
瑞典文化中本来就有一种“社交恐惧”的倾向。瑞典有一个笑话，房门上的猫眼是用来观察邻居什么时候出门的，避免一旦在楼道里碰到不知道如何寒暄。网络上也在流传许多瑞典人等公交车排队的照片，即使在正常的日子里，瑞典人也是“社交疏离”的。加上地广人稀的现实，瑞典在抗疫方面有些天然优势。
图平时人们习惯排队，不会拥挤，他们习惯了秩序和保持社交距离。图为2019年5月10日的瑞典公交站。（来源：thelocal.se）
即便如此，在中共病毒疫情暴发后，瑞典社会的日常生活还是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
很多人开始了在瑞典本就被广泛接受的在家办公，绝大多数会议都改成了在线会议。以我所在卡罗琳斯卡医学院为例，学校统一购买网络会议软件供所有员工使用并鼓励在家办公，所有非实践课程皆改为网络授课。目前非临床相关部门的人员密度只有正常情况下的30%左右。
人们的出行大量减少，近几周，斯德哥尔摩公共交通系统的旅客流量越来越少。上周与去年同期相比，乘客量下降了约三分之二（64%）。因为瑞典国内对机票需求的消失，瑞典航空公司 BRA上周宣布将暂停所有航空交通直到5月底。
很多超市开展送货上门服务，并且这种服务现在供不应求。
2.专家更具话语权
新冠病毒对全球所有国家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文化背景、决策机制、医疗体系。
瑞典政府只是个服务机构，内阁政府是不能直接对公共卫生机构发号施令的，那么公共卫生专家就有足够的话语权。
瑞典卫生局现任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曾经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是1995年瑞典援助刚果抗击埃博拉病毒专家三人组之一，其履历让他成为瑞典传染病领域的权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政府选择退后一步，不干预科学决策，让专家和专业人员说了算，无论这些决策是对是错，让实践来检验。
图瑞典卫生局现任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来源：thelocal.se）
其实吧，瑞典群体免疫观念的提出可能比英国更早。不管怎样，瑞典坚守到现在并不是在放任，而是在密切监控发展趋势，引用安德斯的话就是，“主要原因是瑞典还没有出现像英国那样快速增长的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决定采取相对缓和的干预措施。”也就是说，一旦数据曲线偏离预期模型，瑞典的政策也是会随时进行调整的。
同时，与瑞典的服务型政府相比，很多大企业、社会团体包括民众自觉地承担起了社会责任。例如斯德哥尔摩当地公共交通公司（SL）使用大型海报敦促所有出行者在没有必要情况下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瑞典瓦伦堡基金会迅速划拨专款采购华大基因检测设备，建立检测实验室。
3.民众更具科学素养
安德斯的策略没有激起大的反对，说明这个策略与瑞典大多数人的科学观是一致的。
瑞典民众的教育程度和科学素养是非常高的。作为诺贝尔的故乡，每年12月举国关注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是效果极好的科普教育。瑞典很鼓励科技创新，拥有独具特色的知识产权教师例外法案，即“瑞典所有高校教师的职务发明，无论资助方为谁，知识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