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警察在武汉街头
中共全国封城、封小区、封村、封交通、封车行——“处处封”，人们只能呆在家里，全国一个模式。这就是现在官方在世界范围内大力宣扬的中共体制优越性，实质是变相赞扬“社会主义极权模式”优越于“资本主义民主模式”，还质疑外国为什么不抄中共作业，全部是愚弄国内百姓，维稳中共邪恶统治。
以我所在北方某小城市为例说说“处处封”感受。
刚封小区时，在我们北方这小城市本来还没疫情呢，可小区都出不去。这些“执法”人员有政府机关抽调人员，有物业人员，有社区人员，还有“低保户”人员。社区有权取消低保户，所以低保户听命于社区。一些人员态度还好，一些人员就心里变态与居民对立。一对立，看居民就像是看到了活病毒，因此就有矛盾和冲突，平时嘴里说的为人民服务一丝不见。街道每天有不定时宣传车高音宣传疫情期间的规定，口气象文革武斗宣传车，气氛像文革两派要打仗前的向对方警告和震慑；小区也同样是这种内容和气氛从早到晚每日的宣传，所有宣传内容都强调“不信谣不传谣”，违者严惩。文革过来年岁大的人都有点不寒而栗，仿佛不是听注意疫情而是注意听“话外音”。那的确也不是通告本市疫情和国家疫情形势，而是宣讲病毒防控的同时，宣讲维稳的威胁性信息。因为草民在中共眼里都是不稳定分子，他们当初就是这样的“流氓无产者”帮助中共闹革命，而且“实为中国革命最勇敢的阶级”，革了富人命，帮助中共集团腰缠亿贯富了起来，革命来之不易，怎能再被这些“流氓无产者”葬送。
随着时间推移，我市也称零疫情。自由了一些但到处要“健康码”或身份证，去超市需排两次队，健康码检查一次，另一次是付钱。增加一次染病机会。全国强调用“健康码”，有它就通行无阻，好像“健康码”代表永远健康，其实就是为大数据监控方便，不然用身份证足矣。这个“健康码”和身份证就掌握了中共要监控的人。高科技将中共原始野蛮现代化，通过此次疫情邪恶乘机进一步控制百姓。高科技在中国没有给百姓造福，反而让百姓更遭罪。
本市为零疫情为啥还“处处封”呢？“执法者”说：那也不能解封，得听上面指挥，谁愿负这么大责任呢，现在的形势是工作干好了没人说不好就不错了，干不好就约谈、问责，干脆听上面的，不逼到头上、不逼到份，谁吃饱了撑的去负责担当。这把门人员肯定不是级别高的人员，说不定还是个社区的或低保户，竟能说出这样的“大道理”，看来这“大道理”已经是中国官场局面的常识。
现在已经是半解封了，因为看门的只是象征性的还在站在那里摆着桌子，来回出入的居民看起来也不像病毒分子了。但还是不敢彻底解封，他们在观上面风向等通知，其它地方都撤了才行，不负因此出事的责任。武汉宣布解除，这里只解除一个晚上，第二天马上又恢复半解封状态，说明疫情并不是官方公布数字，还不是零增长。
中国现在各行各业包括私企都是为上是从，只能听命行事，看上面脸色揣测行事，如果不听话，政府领导就像病毒一样变着法治你。国企不服就换人，私企不服就让你干不下去。公检法、机关事业更是为上为大，甚至真实情况都不敢向上反映。它们就是收发室，传声筒，狐假虎威的一支队伍，好人被逆淘汰。
文革结束后为收拢人心给人民松松绑，经常听上级说“各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落实好，不要一刀切”。现在当局强调党领导一切，而党又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把人民思想进一步弄乱。在矛盾的模棱两可中，又大力强调和具体实施马列毛的思想政治标准，可马列毛是无人性不折手段达到目的邪恶流氓思想，不仅没多少人懂还令中国绝大多数人深恶痛绝。党坚持无神论不许党员信神信教，否定积德行善思想，反对“真善忍”理念。中国人已无所适从没有灵魂归宿，消极沉沦。良民只得离开或受气，坏人利用体制满足自己和干坏事和欺压人民。人民关心的社会大问题被压制着，如：六、四大屠杀应平反；迫害法轮功的罪责；民生、民主、言论自由等。
人民为啥关心要求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涉及到正义良知、善恶是非问题，涉及到中共犯罪镇压人民，这些问题不澄清，人民还受压迫。
面对这些人民期待解决的问题，当局用马列毛政治灌输、高压维稳、低级下流、金钱至上等意识形态麻痹人民，坚决与人民为敌。让社会没有普世道德价值观，只糊里糊涂只听党话混日子；党维护权力统治是唯一标准，只要是符合这个标准甚至做坏事都没人追究，各自为政国家乱之又乱；民生成政府负担几乎没人管；冤魂无法平反昭雪；唯有中共权力高于一切，不许人民有任何异议。
文革前中共把五千年灿烂文化、礼仪之邦、丰富资源的神州，高压成了一潭死水；改革开放让这潭死水泛起点涟漪；现在中共让这潭死水冷成了冰。可以说假话、大话、空话、疯话、废话、胡话、套话，就是不许说真话，不许讲真理。不服就踩在脚下，最后中共希望达到让人人都说鬼话目的，让人民变成一方愚氓，中共的统治就牢固了。可是自古邪不压正，可以得逞一时，但却是天让其狂，最后让其亡。这个瘟疫就是天惩中共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