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办是否受《基本法》22条规限，是否中央所属部门，是否应遵守香港法律，这些都是常识。中国过去公开发表的领导人讲话、文件、回忆录等都很清楚，硬要违反常识以歪理强辩，是对人类智慧的侮辱，连强词夺理都谈不上，因为连“强词”都没有，徒显辩护者无赖。
杜汶泽“喱骚”日前访问港英时代做过警察的艺人王喜，被问到为甚么过去的警务处长如李君夏、李明逵都谨言慎行，现在的邓炳强就言语嚣张，举止犹如古惑仔。王喜说，不同警务处长有这么大的差异，在于他上头是怎样的老板，李君夏时代，他的老板保安司想要怎么样的拿枪的人去面对公众？于是找来李君夏，他讲话要顾老板的颜面，讲出来就要做得到，所以他轻易不讲。
现在呢？伙计的面孔就是老板的面孔。现在警务处长的面孔也代表他老板的面孔，不止是李家超，还有嚣张的林郑，或传闻真正的幕后指挥中联办。
中联办、港澳办的面孔，也是他们老板的面孔，是整个中国掌权阶层，特别是习近平的面孔。从中联办、港澳办换首领，看到的已经不是中央港澳协调小组组长韩正的面孔，而是习近平的面孔也。习近平的面孔是甚么面孔呢？是他青少年时期的文革红衞兵的面孔。
20多年前大陆有一篇文章，提出一个观点：文革的恶果，要到文革一代逐渐成为社会中坚，逐渐走上领导岗位才能全面显现。20年过去，现在恶果显现的时代来到了。
1966年文革爆发时的青少年，是红衞兵闯将，以正常人想像不出的残酷手段斗争父母，斗争师长，打倒中西方所有传统文化，是只要有知识都变成有罪的时代。
文革一代，没有上过完整大学，甚至中学未完。文革后期上的工农兵大学，没有好教师，纵有也不能倾囊以授。文革一代接着进入权力挂帅的社会，逐渐走上领导岗位。怎样的状况呢？早前大陆有一首打油诗：“云南省长不识滇，北大校长错连篇。老大更是语惊人，绿玉气指乱花眼。”
2016年云南省长阮成发不懂得云南简称“滇”的读音，公开讲话读成“镇越铁路”；2018年北大校长林建华在校庆纪念大会上，将“鸿鹄之志”读成“鸿浩之志”；老大就是习近平，他读错稿的事就多了，这里指的在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将“金科玉律”读成了“金科绿玉”；将“颐指气使”读成了“颐使气指”。
有人曾指中共建政后是“土包子治国”，土包子为祸虽多，但他们至少经历过长期战争，虽“不学”却“有术”。见多识广，卖相也还可以，走进国际社会的外交人员有分寸，不像现在的口交部发言人。
文革一代则比土包子不如。不仅知识贫乏，而且满脑子斗争思想，权力至上。本已备受极权统治摧残的是非观道德观，红衞兵时代就荡然无存矣。青少年在那疯狂的岁月卷进野蛮的洪流，连小时候在父母身上学到的一点点文明也被斗争哲学粉碎，看到学到的是人怎样背叛，怎样互害，怎样残忍地对待同类，而且在做这些事情时没有丝毫的不安和负罪感。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上一代的港澳办、中联办尽管也是权力挂帅，但至少还有点常识，可以说说理。现在邓炳强、林郑的老板，以及老板的老板，就是红衞兵一代，维权是尚，不讲是非，不讲条文，不讲历史，不讲原意，一味恃势压理。他们及其走狗的面孔，就是文革一代的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