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中国二十五周年，号称第二次回归，代表香港在北京的全面掌握之中重新起步，踏上新里程，但全面的管治权也代表全面的政治责任，他日香港有何成就或差池，谁领导香港谁就要负上全责。
按照官方说法，随住《港区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先后实施，香港已经“由乱入治”，并正“由治及兴”。有些亲北京政客更明言，民主派代表只会在议会内外阻碍政府施政，如今都给全部扫光，换上政治取向近乎清一色的所谓议会代表，都以支持当局施政为己任，加上国安法的护翼，政府必可大展拳脚，全力发展经济，并且改善民生。
“爱国者”的政治亢奋未免不切实际。香港素来行政主导，政府主宰施政议程，立法会难以置喙，因为议员的提案权有严密限制，涉及财政开支的议案需要政府同意才能提出，加上民主派在立法会只占少数，而且议案需要直选及功能组别两组议员分别有过半数支持，才能通过议案，成功机会微乎其微。只有当民主派议员与民间社会紧密配合，形成强大的反对声音和群众运动，才能制止不得民心的政府措施（“送中”修例），否则耗费庞大公帑如高铁工程，即使公众视之为大白象工程（已停运逾两年），即使民主派在议会如何拖延，也阻不了政府如期施工。
再看土地供应不足。刚卸任的特首林郑月娥，由发展局长升至政务司长再出任特首，官越做越大，一直有权有责处理房地供应问题，但十五年来，私楼越卖越贵，公屋轮候时间越来越长，最后土地问题解决不了，竟然来个画饼充饥，提出需时二、三十年完成、填海1700公顷的“明日大屿”计划，来充撑场面。无疑，土地和房屋问题非常复杂，但把民主派视为罪魁祸首，来原谅自己的施政失败，不是大话，也是笑话。
当然，老实面对问题的话，也许更难堪。特区当局首先要克服私利的诱惑，因为除了问责官员（上届为例）绝大部分都拥有本地物业（一至六个单位），权力核心组织行政会议成员当中，坐拥四百块土地以上的地主起码两名，持有过十间物业者也不下四人，增加房地供应，将房价降至中产者的购买力之内，无异于大幅削减自己的资产价值。根据政府去年公布的数字，千禧年代头五年投入劳工市场的大学生，十五年来，人工升幅两倍，但翻查同期住宅物业升幅，则高达五倍。换言之，楼市要跌六成，其升幅才能与人工的增长幅度看齐。
再者，即使高官可以克服私欲，楼价大幅下滑直接等同蒸发大量政府收入和民间资产。据估计，有物业人士起码占人口两成（150万人左右），楼价即使贬值三成，除了过百万人财富蒸发，近年入市者大部分都会沦为负资产，到时将重蹈董建华覆辙，不仅有产者民怨沸腾，更导致经济危机。
同时，过去三年卖地收入占政府收入大约16%至24%（22-23年估计是16.8%），加上每年的物业交易总额（去年超过9000亿元）可以比库房总收入为高，也可替政府带来可观的附带收入（如地产发展商及代理物业公司利得税、印花税等），因此政府若要弥补因物业跌价而导致收入下降，只有薄利多销，推出更多土地，发售更多公营房屋，但结果只会进一步推低房地价。
不过，政府未走到这一步，相信已遭到劝阻。本港地产商回归以来，不仅本业稳固，更向其他行业扩展，成为财雄势大的财阀之余，其利益更得到现行政制的保障。在负责选出特首和超过四成立法会议席的选举委员会之中，他们加上盟友占有不少席位，至今五位特首，除了梁振英，都得到四大地产商出面支持，加上他们有上达北京高层的游说渠道，特区当局如何不损害地产商利益又可以解决房屋问题，相信是近乎哥德巴赫猜想的难题。
当然，中共领导之下，只要在港最高权威机构中联办拿出迎难而上的底线思维，香港房屋问题当可迎刃而解。不过，据调查所得，中联办是香港地产的好友，至2019年2月底，在港拥有757个物业，当时总值约34亿元，因此能否用口说说“由治及兴”之余，更能不怕牺牲自身经济利益，下令特区当局以霹雳手段彻底改变现行房地产格局，让香港人得以安居乐业，的确值得北京多加垂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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