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问题犹如三座大山，全面阻挡香港的经济发展，但特区当局只选择强力回应另一个问题—夜市消费衰颓，不外两大考虑。一是无能为力，官方的说法，指香港的隐忧源于大陆经济复苏动力不足、环球经济欠佳、息口上升等等所致。其实更直截了当的说，就是香港对中国经济的过度倚赖，一旦中国对内陷入难以自拔的经济危机，对外与西方关系紧张，香港经济亦难逃宿命，与中国同步下滑。

这帮统治者的最大欠缺是常识和谦卑。暴雨肆虐不休，一般人最关心首先是这场罕有雨灾对他们的安全威胁（如附近水浸及山泥倾泻情况），以至生活影响（明早可否上班上课）；二是知悉政府各部门的救援服务，有需要时查询情况以至寻求帮助；三是让市民参与，鼓励他们向政府提供情况，并且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政府若能适时提供相关资讯，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相信市民也会感到政府与你同行，共渡时艰。

英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建议，正好点出台湾的亮点，如能好好把握，相信不单止英国，其他国家也会争相效尤，加强结交。其他暂且不说，单是中文或国语教学，不要说取代遍布全球162个国家的五六百间孔子学院，只要美、英、加、澳、德、法六国齐齐弃中取台，也可为台湾在海外建立近二百个教育据点，说好台湾故事，而中共的海外影响也就此长彼消。

尽管在野党派整合不成而败选告终，但郭台铭对人对己已经有所贡献。民进党固然多得他而轻易继续执政，国民党和民众党亦找到“历史罪人”，为今次败选负上责任，而郭台铭也生动演出自命救民于水火，却难逃台湾人唾弃的一幕历史剧，而斯人独憔悴的，恐怕只有北京了。

离开台湾总统选举只有四个多月，但北京寄予厚望的候选人并无起色，比起一直领先的赖清德，支持度落后超过百分之十。令北京失望的，不仅是反对党的候选人不成气候，而且派系林立，力量分散，同时他们对大陆关系的主张，始终不敢偏离主流民意而倒向北京。

当中美贸易降格丶高增值产业受阻丶楼市危机不解，加上没有统计数字但相信依然严重的年青人失业问题，若无法找到出路，中国将面临三十多年未有之社会变局。但七月底中共政治局会议后，至今未见提出有效措施，以挽狂澜于既倒，正正说明问题不仅仅是经济下行，更在于当局欠缺排难解纷的应变能力。

六七暴动之后，严苛恶法如煽动罪及紧急情况规例条例亦备而不用，香港又回复一个自由之都。港英政府间中也有镇压公民活动，但并不多见。大部分日子，都让不同政见通过不同渠道互相交集，或者互不存在。在不同的角落，有人宣传“四人帮”的无产阶级专政，有人阐述三民主义和反攻大陆，有人主张香港独立，也有杂志散播无政府主义思潮，或者大谈托洛斯基的世界革命，甚至第四国际负责人香港也可找到，但这一切不碍香港的繁荣安定，反而兼容并包，逐渐成为香港人身份的一部分。

目前加拿大、马来西亚、澳洲、英国等地方放宽限制，争取大量香港移民的经济考虑。反观特区当局“阔佬懒理”，不但任由人和钱不断流走，更继续政治挂帅，一齐从严，抹走两制的本质差异。

三位主审法官也正面临考验。怎样判案，取决于法官选择如何诠释法律，即采取什么政治道德原则，作为法律观点的基础*。到底是包容异见，广纳不同反对声音和政治竞争，还是加强戒备，杜绝反对者于萌芽阶段以保政权安全，将会决定法庭是否把政治要求等同致命要胁、否决财政预算等同滥权以至颠覆、制造政治僵局等同破坏政府运作等等。一念之间，一场不会发生的政治较量，又会否变成山雨欲来的颠覆大阴谋，很快就有分晓。

今次通讯局的建议，不外替“宁左勿右”行为又添一例。与公共图书馆把鲁迅著作下架、政府全面扼杀立法会及区议会的直选丶官员批评报章文章及时事漫画有煽动仇恨政府之嫌、发展局指责反对交椅州人工岛填海项目是企图抹黑等等如出一辙，新建议反映政府待人处事或自以为是，或怕惹祸上身，轻易上纲上线，以主观想像的国家安全或政权稳定问题，作为言行的主要考虑。

历年来，香港女性在香港以外地方所生的婴儿，一岁前被带回香港也为数不少（接近二千），但2019年开始大幅减少三分之二，除了疫情之故，2020年中实施《港区国安法》也许是另一阻力，值得继续留意。至今，香港生育率不但追不上欧美国家，比起亚洲较发达地区，如日本、新加坡、台湾、韩国等等，由2019年仍稍高于台湾及韩国，变成包尾第一，显然与过去几年的移民潮有关。

，公告天下通缉他们，等于提醒他们万勿回港，而没有回头路，他们更无后顾之忧，可以勇往直前，国家到时认为安全受到冲击，特区政府难辞其究。公告一出，同时提醒八人切勿前赴或过境与香港有引渡协议的地方，也提醒收容他们的国家提高警惕，防范国安的长臂操作，结果是削弱国安的海外活动能力。

当特首说好香港故事的范围只限香港、大陆和“一带一路”，而香港应有的经济角色逐渐失色，李家超的第一项坚持，即继续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相信也面临重大的考验。若说“一国两制”未达目标，仍须努力，那岂不是说《港区国安法》之下，国家感到安全，但社会经济却今不如昔。又若说“一国两制”就是如此，那么第二次回归至今，香港更全面背靠祖国反而经济下流，不免令人对国家起疑甚至生厌。

九十后新世代喝爱国主义奶水长大，一向标榜中国取得巨大成就，道路与别不同，其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举足轻重，更加重他们对国家的认同。因此面对不公平的经济现实，至高无上、永远正确的国家，自然被看成可倚靠的力量，以解决世代矛盾、对付资本恶行、修复市场偏失等等。不过，当国家对这些不公平的根源无能为力，甚至逐渐被看成是问题的一部分，过去对国家的热切期望，只会彻底失落，甚至走向反面，严厉批评国家的不足。

参与者角色的不同选择和演变、五位参与者详尽的亲历过程、今次运动的整体总结等等，都值得一读再读。其中一章谈及受访者对中港差别的反省，不少人指出中港分隔在所必须，否则香港信守的核心价值将无险可守，这正是起初“送中条例”挑起极大的民间恐惧和愤恨的根本原因，也有市民因此视此社会运动为生死攸关的一战，言下之意，这关守不住，也许将失去一切。不幸的是，这一切已成历史。

由禁“五一游行”丶禁“六四烛光晚会”、禁“七一游行”到禁《荣光》等，每一个新禁区都在提醒大家，香港的历史从不同方面正被洗刷，今次禁歌更代表有人试图扭曲历史，将反修例运动抹黑，污蔑成暴力的颠覆，无视警方以不成比例的武力镇压示威群众、政府对民意无动于衷，也无视大部分香港人追求的只是真正的自治、真正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