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花了三年时间也无法提控，是起初执法判断错误、调查能力不足、工作效率偏低，还是其他原因，外界无法知悉，但对于被调查的保释人士如周庭，人生自由受到限制，长期活在徬徨恐惧之中，生命已脱离自己的掌控，而且并无了期，身心定必困扰，却是不争的事实。警方查不出结果，也不向公众交代，更是欠周庭一个公道，欠社会一个解释。

这个闭门交易对柯文哲十分有利，但他却不得不反悔，首先是因为民众党不能够支持，也不可能支持，而没有组织支持，柯不可能单独参选，否则同等变节。民主体制下，政党以政策主张、组织动员、政治选举来建立实力，而民众党草创至今四年，取得国会议席不到5%（5/113席位），县市长职位八分一（2/16席位），仍处于新生阶段，需要继续通过选举逐步取得政治认同，巩固群众基础及扩大影响力。

关键不在于政府是否信任他们，更在于市民是否信任政府。细看最新民意调查发现，特首及三位司长的评分者不及格，市民对特区政府不信任（34%）比信任（28.2%）的比例还高，要香港人信任三会，又从何说起呢？可见，七成人找不到投票动机。乐观估计，选举气氛即使有如上次般热烈（投票率70%），全港有七成“爱国”选民（占三成）投票，投票率也仅仅超过两成。这样就不难理解，政府近日摆出老板对下属的强势，要求公务员都要投票，以示支持政府施政了。

从实利到原则，中美之间共通之处不多，合作空间不大。这样的关系，向前同行举步维艰，但向后倒退的话，将是更难堪的动荡。所以，今次中美会谈的目标和结果即使乏善可陈，却是不能没有，大家可趁此机会盘点实力、策略和形势，后事如何，留待日后分解好了。

当香港对外关系的言行均须紧跟中国立场，也就难以取信于美国主导秩序的资本世界，日后与新加坡的较量，自然吃亏得多。但另一方面，对内的政治管控方法又靠近大陆那一套，直接贬损香港的国际特色，香港比起大陆主要城市再无绝对优势可言，外商也无必要留在香港经营大陆业务。上下夹击之中，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怎可以不走样、不变形吗？

香港国安法官沈智慧对四名港大学生处以重刑，判监两年，除了显示她判案严厉，也反映她的无知。两年监禁，是要惩罚四名被告大学生策划并通过港大学生会评议会的议案，向袭警然后自杀身亡的五十岁男子梁健辉致意，并表示哀悼。这里先不讨论向蓄意伤人者致意及哀悼，是否等同“煽惑他人有意图而伤人罪”，...

香港过往的繁荣，尤其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的确是北京难掩的尴尬。因为香港的成功，在于言论自由和法律制度有别于大陆，甚至可以比拟西方国家，对保护产权及经济发展都有利，国际投资者也感到熟悉及有保障。相反，眼下香港，正如在港的美国总商会呈交的报告所指出，特区给人的印象是保安考虑高于一切，维护一国的措施侵损两制的特色，国安法隐晦不明又欠缺指引，使投资者无所适从。

三个问题，当局只须放下身段，即可迎刃而解。市民看不到这样的选举有何意义，所以不投票，随他吧；不相信区议会有公信力，随他吧；不支持新制度而导致投票率低，也随他吧，反正新制度下，最重要是所有议会席位都收归“爱国”阵营，民主派在议会内的反对声音则销声匿迹。

今次的“双十演说”则改变套路，亮点落在台湾近年的内政改革成果及国际关系突破，而两者的成功，都有赖于台湾的自由民主。蔡英文强调台湾的民主体制，展现人民之间的互相包容和尊重，因此社会上纵有不同的婚姻及家庭观念，无碍通过婚姻平权的法律，而不同群体各有特殊利益考虑，也无碍社会通过理性讨论和民主程序达成共识，让政府推出年金改革、最低工资法、社会住房等等利民措施。

香港当局的确无计可施，一来因为特区经济已由中国经济主宰，只能听天由命，无可也无须作为。二来是特区领导班子或自我设限，不能与大陆竞争，不论跟深圳争取港客消费，还是同大陆金融市场竞逐外国资金，因为特区官员既然受命于中央，或需要孔融让梨以示效忠。果真如此，香港特区当局已失去政府的经济功能，而国安工作一直有大陆驻港公署分担，因此其他不说，特区整个领导班子应该首当其冲，立即减掉一大截人工，才符合多劳多得的经济原则。

根据网媒《集志社》的调查报道，78间临海独立屋，起码22间有僭建物，以增加楼宇面积，兴建游泳池等，也有占用公地作私人用途。僭建者的所作所为，符合法官对黎智英违反租约的两项定罪原则，一是隐瞒违反契约，二是行为目的是“自肥”或“自我方便”，即从中取利。其中屋主有身份特殊者，如全国政协委员之类，看来也该遭到法官对黎智英的同样指责，批评他利用其地位令执法部门投鼠忌器、自我矮化，不敢突击巡查，因此需要加刑。

三大问题犹如三座大山，全面阻挡香港的经济发展，但特区当局只选择强力回应另一个问题—夜市消费衰颓，不外两大考虑。一是无能为力，官方的说法，指香港的隐忧源于大陆经济复苏动力不足、环球经济欠佳、息口上升等等所致。其实更直截了当的说，就是香港对中国经济的过度倚赖，一旦中国对内陷入难以自拔的经济危机，对外与西方关系紧张，香港经济亦难逃宿命，与中国同步下滑。

这帮统治者的最大欠缺是常识和谦卑。暴雨肆虐不休，一般人最关心首先是这场罕有雨灾对他们的安全威胁（如附近水浸及山泥倾泻情况），以至生活影响（明早可否上班上课）；二是知悉政府各部门的救援服务，有需要时查询情况以至寻求帮助；三是让市民参与，鼓励他们向政府提供情况，并且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政府若能适时提供相关资讯，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相信市民也会感到政府与你同行，共渡时艰。

英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建议，正好点出台湾的亮点，如能好好把握，相信不单止英国，其他国家也会争相效尤，加强结交。其他暂且不说，单是中文或国语教学，不要说取代遍布全球162个国家的五六百间孔子学院，只要美、英、加、澳、德、法六国齐齐弃中取台，也可为台湾在海外建立近二百个教育据点，说好台湾故事，而中共的海外影响也就此长彼消。

尽管在野党派整合不成而败选告终，但郭台铭对人对己已经有所贡献。民进党固然多得他而轻易继续执政，国民党和民众党亦找到“历史罪人”，为今次败选负上责任，而郭台铭也生动演出自命救民于水火，却难逃台湾人唾弃的一幕历史剧，而斯人独憔悴的，恐怕只有北京了。

离开台湾总统选举只有四个多月，但北京寄予厚望的候选人并无起色，比起一直领先的赖清德，支持度落后超过百分之十。令北京失望的，不仅是反对党的候选人不成气候，而且派系林立，力量分散，同时他们对大陆关系的主张，始终不敢偏离主流民意而倒向北京。

当中美贸易降格丶高增值产业受阻丶楼市危机不解，加上没有统计数字但相信依然严重的年青人失业问题，若无法找到出路，中国将面临三十多年未有之社会变局。但七月底中共政治局会议后，至今未见提出有效措施，以挽狂澜于既倒，正正说明问题不仅仅是经济下行，更在于当局欠缺排难解纷的应变能力。

六七暴动之后，严苛恶法如煽动罪及紧急情况规例条例亦备而不用，香港又回复一个自由之都。港英政府间中也有镇压公民活动，但并不多见。大部分日子，都让不同政见通过不同渠道互相交集，或者互不存在。在不同的角落，有人宣传“四人帮”的无产阶级专政，有人阐述三民主义和反攻大陆，有人主张香港独立，也有杂志散播无政府主义思潮，或者大谈托洛斯基的世界革命，甚至第四国际负责人香港也可找到，但这一切不碍香港的繁荣安定，反而兼容并包，逐渐成为香港人身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