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国家安全」近乎无所不包，「一港两制」走向极端发展的另一诱因，是权力失去制衡。究竟执法者何时奉行《基本法》的法治架构，又何时行使《国安法》走向三权合一的行政专权，全由当局决定，立法会和司法机关都无从限制。由此以往，执政者认定问题涉及国家安全，即可祭出国安大法，巨大权力可以覆盖万民。

该法涉及的四项罪名含义广泛，可以牵连甚大，如「分裂国家」可以不涉及武力或武力威胁（如挥动写有「香港独立」的旗帜、标语）、「颠覆政府」目的可以不是推翻政府（如群众非法集会阻挠立法会通过法律）丶「恐怖活动」可以是以非法活动（如破坏交通灯）实现政治目的丶「勾结外国势力」可以是向外国提供国家机密（如记者报道一些独家新闻）等等。结果现时属无罪的便跌落法网，另一些本可由《公安条例》或《刑事罪行条例》检控的，都变成破坏国家安全的大罪人。

《国安法》由上月底全国人大决议立法至今，未有透露半只字的内容，避免大家抓住纰漏之处不放，让当权者全力推销立法，却无须解答具体质疑。尽管机关算尽，但当没有内容可供讨论，只懂宣传国家安全是一国一制，大家自然聚焦于大陆法制的诸多毛病，从以言入罪的法律观念丶践踏人权的执法手段再到政府操控的法律解释丶无从监察的公权力，在在都表露中国法治的不堪。

有意无意之间，张晓明败露了《国安法》是不顾邓小平的承诺，其本质是以言入罪，也点出此恶法的两大要害，大家必须正视。因此，当他透露特区当局不续发签证给《金融时报》记者马凯，是由于他邀请「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到外国记者协会演讲，也表明北京背后指挥此事（「是中央收紧对港控制的标志性事件」），不外是再接再厉，亲身见证北京对「高度自治」的严重破坏。

亲北京组织众口一声热烈拥护立法，还号称二、三百万人支持，不外说明不单「一国一制」严阵以待，中共宣传文化亦大军压境。其实真的有二、三百万人支持，北京又何须突击立法，更何须鬼鬼祟祟，黑箱作业，违反全国人大制定法律所须遵守的《立法法》。结果事实胜于宣传，《明报》委托的民意调查显示，对《国安法》有意见的受访者当中，超过七成反对北京给香港订立该法，赞成者不到三成。

四大谎言不外用来掩护北京对「一国两制」的致命一击。不过，当一个自信强大的政权不惜杀鸡取卵，揽炒收场，也要牢牢控制香港人的思想和行动，却又巧言令色插赃嫁祸，用抹黑香港人来编造自己头上的光环，以示出师有名，在显露其虚伪和虚怯，因此在探讨大难当前的香港形势之前，必须以常识撕破画皮，让大家直视其跟港人为敌的真面貌。

有哲学家说，历史事件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上世纪文革式批斗以文化批判为名，展开夺权斗争，全国八亿人最后只剩下一把声音，是民族的灾难。眼下香港却是一场闹剧，当局扮作绝对真理的化身，用歪理欺压考评局及出卷老师，冒犯专业，有辱斯文，杨润雄也许暗喜教育专业快被夺权，但幸勿高兴得太早。

对大多数香港人，特别是下一代，生命早已超出衣食住行和养妻活儿，还包括大家响往的自由自在免于恐惧、人权保障、法治公道丶廉政高效丶优胜劣败等等核心价值，因此挖空了这些价值，就等于挖空了他们的生命，而香港人抗拒这种悲剧的宿命，也犹如人面对死亡的最后挣扎，不怕最坏打算，但作最好准备。

香港不是大陆，只要还未沦落到事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管你是党委书记还是特首，都受到现行法律的约束，绝不按长官的意志而转移，逆法而行者只会自招其辱。同样，香港民间社会十分活跃，不同组织各司其职，分工合作，有利资讯流通、思想交流、资源共享、集体行动，从而制衡政府的言行，抵制当权者的侵犯，捍卫巿民的权益。中联办若不信邪，不妨继续「声大夹恶」，再留意一下，重手放出的回力标最后会打中谁？

回归以来，社会民生原地踏步，人权法治更步步倒退。特别是随住警权坐大，执法粗暴，亲疏有别，检控不公，滥捕滥控有之，放过疑犯有之，法律面前不再是人人平等，法治饱受挑战。説好了的特首及立法会双普选，北京早已抵赖，香港的前途只能按照中央的构想，尽快并入中国的经济版图，香港人的独特身份亦迟早抹掉，成为大湾区一分子的新香港顺民。这种近乎奉旨行事的角色和身份，香港人特别是年青人又怎会照单全收呢？

北京可随时强词夺理，任意扭曲，香港人无从制止，因为对《基本法》的最后解释权在全国人大，是权力在说话，并无制衡可言。过去北京通过手下的橡皮图章全国人大常委僭建《基本法》内容，起初拖延最后抵赖双普选的承诺，今次不过变本加厉，由衙门发个声明，英国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一九八四》的荒谬世界立即现身，里面嘲弄的「自由是奴役」、「无知是力量」，对应在香港，就是高度自治等于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了。

表面上，两大衙门联合出招，是吹响政治动员的集结号，北京阵营各派势力必须响应号召，夺回立法会内会的控制权。不过，集结号同时是警号，表达他们对现状的种种不满和计谋。首先是中方各派力量表现乏力，他们在立法会尽管占了过半席位，却无法处处压住对手，使立法会内会停摆半年，无法启动立法程序，却又束手无策。其次是各派各自为政，忙于地区的抗疫工作争取民心，却不听指挥，忘记政治斗争，没有好好趁疫情下抗争运动几近暂停的时机，清算抗争者（如罢工医护、黄店）以至准备廿三条立法。

邱局长的反应犹如看见红布的一只蛮牛，只懂政治正确，对世卫的组织章程看来完全无知，对台湾跟世卫的关系也所知不多。世卫随后的声明立即给邱腾华打脸，该声明指出世卫的会籍及地位问题由会员国按世界卫生大会所订规则决定，可见台湾并非不可能成为会员国或恢复过往的观察员地位，但一切需要交由既定程序去决定，不能由助理总干事说了算。

林郑只懂对逆权运动先发制人，宁滥毋纵，不惜破坏法治，也要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来制订《禁蒙面法》，不择手段也要增加警权来对付示威者。但面对日趋严峻的疫情，林郑决策老是左顾右盼，优柔寡断，由戴口罩开始到近日封关措施，每次都只能从后追赶形势，还不断带来新问题。例如下禁酒令，不让酒吧卖酒，以叫停群饮活动，防止病毒传播，但又不同时制止宗教活动、打边炉、婚宴、派对等等播毒途径，政府的失策就不仅是不全面，更是不公道。

她关心的，不是公务员上班或者市民外出有没有口罩，而是工联会可否多快好省地生产口罩，再用口罩挽回他们的声誉。她介意的，不是继续让大陆来客入港会否引致疫情急剧恶化而拖垮医疗系统，而是罢工医护人员为争取封关而挑战她的权威，因此必须除之而后快。同样，她维护的，首先不是香港人的性命安全，而是北京的尊严，因此当第二浪疫情涌至，封关即使可把资源集中用来照顾返港人士，林郑也坚决不肯。

大陆政府不但向香港输出疫情，更限制防护物资供港。根据政府漏出的机密报告显示，本港医院管理局的主要供应商，在疫情爆发后，其大陆生产线受到「中央调控」，意思即制成品如口罩和防护装备都给中央拿去应急，因此无法如期运来香港，使防护供应储备严重不足。特区政府隐瞒实况，骆惠宁是中央的钦差大臣，该知道此事，怎么连向香港讲句多谢或抱歉也没有，还摆出一副香港恩主的模样？

警察虽只负责二线任务，在工作现场的装束却是一级戒备。相形之下，负责运送怀疑患者到医院或隔离中心的救护人员，装备还不及穿上连身保护衣在场维持秩序的警务人员，两者不但对比鲜明，更反映防护装备竟然与工作风险倒挂。特区当局当然语塞，警方声明也无法自圆其说，既然无法向港台送上催泪弹放题，只好放大嗓门，反控《头条新闻》漠视其努力，更向广播处处长投诉，一于顾左右而言他。

她的宁愿选择与民为敌，也要保住北京的支持，保住自己的面子，更自以为如此，才能保住管治的权威。但事与愿违，继续逞强以维护自己权威，只招来进一步的民意反弹，最后被迫在更庞大民意压力下低头，步步退让，予人的感觉，是反应迟钝又冥顽不灵，凡事不可理喻，市民只有反抗到底，才有望扭转局势。

林郑的坚持，就是坚持大陆人的商务、探亲、旅游需要，比香港人的公共安全更重要。她本该全力以赴，保护香港人的性命，却竟然决心分发大量资源来维护大陆人来港的特权，亦变相鼓励有门路者来港接受诊断和治疗。她是北京驻港代表还是香港人的特首，不问可知。

如果说林郑推动「送中」法例修订，拆掉中港两地的防火墙，是抵触「一国两制」底线，违背香港人利益，今趟慢动作低力度抗疫，替大陆人打开逃生门，却令香港人因此身陷险境，不论有意还是无心，是出于低能还是奉迎，同样是出卖香港，背叛香港人的低端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