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林郑月娥即使在施政报告再多推出二百项新措施，也抵偿不了她的一个败行，因为单凭她坚持的这点错误，便足以令香港沦为蛮夷之地，无法阻止酷刑发生。
高等法院上周裁决，警员执勤时没有展示或者妥善展示属于个人的编号，加上欠缺有效的调查制度，受害人投诉有门等于无门，根本无从追查涉案警员的身份，更不要说讨回公道了，因此警方被判违反人权法。
不少媒体的报道重点在于警方违法，但更重要的是，警方犯规的性质不比寻常，而是违反《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三条，亦即对人「施以酷刑，或予以残忍、不人道或侮辱」的惩罚。此类酷刑案件都涉及严重罪行，非同小可，因此为免政府借故犯规，国际以至香港人权法都清楚订明，免受不人道对待，是人人可无条件享有的绝对权利，即使社会进入紧急状态，也没有例外。
一般作出不人道行为的，都是一些流氓政府，即使给联合国的人权组织训斥，也面不改容。今次香港警方给裁定侵犯此项人权，相信超出他们意料之外，因为尽管反修例运动以来，投诉警察课收到投诉一千六百二十宗（至今年1月20日），但由于绝大部份涉案违规警员的身份无从确定，案件大都不了了之，因此警方因酷刑已被民事索偿或私人检控的案件绝无仅有。加上警方不避嫌疑，亲自主持投诉警方的组织（投诉警察课），而监察投诉课的机构即使号称独立（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却没有调查权，也无权推翻投诉警察课的决定，投诉制度也就流于虚有其表。
不过，这些避免追究、拒绝问责的流氓招数，早被权威的国际人权组织识破、警告及防范。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第二十号一般意见就规定，免受不人道对待的权利，包含当地法律确保受害人可投诉和追究该权利被侵犯，从而有效立即制止该等行为。也等于説，政府有调查的责任，遂设立名实相符的投诉制度，通过正式调查，找出并惩罚施以酷刑者，否则即属违反人权规范。
高等法院今次据此法律观点，再以不同地方的法庭判例，引证此为是常用的判案标准。欧洲人权法院就有不少案例，例如保加利亚警员蒙面执法，在餐厅拘捕疑犯时，殴打一名教师，导致他严重受伤，事后他只能向内政部提出民事索偿，却无法追究行凶者；又如一名土耳其人路过示威现场，被警员发射的催泪弹击中头部而丧命，其家人由于无法追查发射者的身份，最后投诉无效；以至一群俄罗斯的囚犯，在监狱内遭到隐藏身份的特别部队一再袭击，同样由于施袭者身份不明，调查半途而废。
面对这些香港人似曾相识的实例，欧洲人权法院认为需要认真对付，不容违规者逃避责任。法院首先确定，执法者必须妥善佩戴可识别身份的标志或证件，而调查机构则必须尽力而为，有决心找出并惩罚行凶者，才算正当有效。否则，若无法追查行凶者的身份，后果等同变相保障某些违法警员免被起诉，有罪不罚，将是莫大的不公义。因此，法庭裁定，当执法人员身份无法辨识，调查投诉的制度亦根本无从找出真凶予以惩罚，政府就是纵容犯错，也等同侵犯禁止酷刑的人权保障。
由此至今，警方心存侥幸，结果犯了三大错算。一是误以为执法至高无上，忽略了免受酷刑是绝对权利，任何时刻都没有例外；二是误以为不展示身份名号便可逃避追究，忽略了现行人权法律早有防范，依然有其他规范标准追讨责任；三是误以为形同虚设的监警制度可以逃避法眼，但原来针对酷刑行为的调查制度是否有效，是否能让公义伸张，以确保可以向施以酷刑者问责，原来正是法庭考虑的重中之重，反而识别警员身份的做法，只属于调查制度的一部份。
结果，一子错满盘皆落索，法庭不但推翻以「行动呼号」和「字母数字编号」代替独有编号或标记的做法，更断定两个处理投诉的机构不称职，并要求政府成立独立机制，彻底调查警员施以酷刑的投诉。警队如今面对两重挑战，不服上诉是意料之中，但即使功高盖主，又如何推翻法理俱在的国际人权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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