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交所宣布“壹传媒”除牌的公告只有寥寥几句。公告说，由于该集团在2021年6月17日停牌后一年半后，未能恢复买卖，因此按照现行规定，上市委员会取消其上市地位，有该公司股票者如对除牌涉及问题有何疑问，务请寻求专业意见。联交所只须考虑上市公司逾期未复巿，即可决定除牌，无须因公司主要股东被剥夺财产权、决策层被迫悬空丶财政来源被封锁等等，导致人财两空，无从运作，而予以特殊考虑，更无须为股票价值清零负责。

今次人大常委释法的三个重点。一是引用《国安法》第十四条，确定特区的“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所作的决定属于最后定案，不得司法复核；二是特首根据第四十七条，可在法院审理国安案件时，对案件有关行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或者证据材料是否涉及国家秘密，发出证明书。最后才回到李家超特首提请释法的问题，即聘请海外律师出任国安案件辩护人会否引发国安风险，而答案是可根据上述条文，由特首决定律师能否来港，再以证据文件的形式交给法院，法院不能异议。

香港近期每天染疫人数近二万，现时住院治疗人数超过5100人，占了用来应付新冠肺炎病床的总数一半左右，余下配额所需的人力及设施都来自其他医院服务。换言之，若将余额开放给大陆来客，固然削弱应付本地疫情突变的能力，更重要问题是，资源用到新冠疫症，将损害医院的其他病床服务。更何况，大陆通关若变成主要是大量人流输港，争逐医疗服务或药物供应，甚或输出疫症以至新病毒，问题就不仅仅导致资源供求紧张，更是制造中港矛盾。

在判词的最后一段，陈广池法官强调案件是“一宗简单的欺诈案”，奉劝大家勿扣“政治帽子”，因为法庭是审讯传媒大亨而不是针对新闻自由。但当黎智英的刑期无法圆满解释，更正因他是传媒大亨，法庭要他孭上并不存在的滥用传媒保护伞的责任，因此得接受更重的刑罚，那么今次审判被公众误解为政治审判，也是法官自招嫌疑，与人无尤。

抗疫犹如治国，执政者必须谦卑，正视问题所在和自己的不足，并且实事求是，全速全面补救，才能挽狂澜于既倒。若活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宣传的虚幻泡沫之中，坚持“中国模式”，或者只求策略退让以免民变，但系统改革欠奉的话，执政者即时稳握政权，但又有凭什么抵抗下一波疫情带来的冲击呢？

中共只懂胜者全胜，以力服人，不会认错退让，更不懂沟通妥协。不过，随着更多人的意识醒觉，中国亦会渐起变化。北京需要首先面对的是，抗争遍地开花，倘若一切照旧不变，必须加强武力以预防及制止民变，结果封控成本不断升高，兼且累积仇恨，深化官民矛盾，亦同时向国际社会表明复常无期。但若放弃或者放宽“清零”措施，将问题限于防疫政策，只求输少当赢，恐怕又会示人以弱，变相鼓励民众日后再敢于以抗争争取改变。

政府对地产商的态度已写在墙上。一是表明不会进取，收回他们闲置的新界农地储备，以兴建永久公屋和居屋，二更是临阵退缩，任由他们不付代价，即可空置单位待价而沽。可见当局的重点不在于削弱地产商的权力，被垄断的楼市亦将永续下去。最新的国际调查显示，香港居民需要全家人廿三年全部收入才足够支付楼价，在政府继续对地产商的护翼下，相信难以改写命运。

香港公共行政终于迈进新里程。日后面对大陆的红线，特区当局大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轻轻跨过，绝不张扬即可。当然，先要有北京首肯甚或推动，特首即使解说不清楚，以至拒绝讨论也不重要，自有一堆“爱国人士”出来“画公仔画出肠”，说出不方便向公众解释的苦衷，再表明拥护支持爱戴。不过，名实不一的香港故事，难说也难做。

真正的复常，首先要美国撤销制裁，但要撤销，喜不喜欢也好，就要美国首肯香港的自治和自由回到往昔的日子。但事实是，选举制度“完善”之后，只有北京认可的“爱国者”才能参选；制作儿童绘本批评政府，可以煽动罪成；记者向运输署查册，意图找出“七二一元朗西铁站”行凶暴徒的身份，被判虚假陈述；传媒访问流亡海外的香港抗争者，被控以煽动罪，未开审先囚禁10个月；参选立法会人士协议根据《基本法》的规定，要求尽快落实双普选，结果被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

李家超的天真，更在于不察政治剧本过时，没有拆解新形势下的新问题。今次金融峰会的目的，用意不出向国际社会宣示香港已经“由乱及治”，2019年的“社会暴乱”已成过去，香港恢复稳定，正重新出发，“重返国际舞台”，步向“由治及兴”了。不过，在国际企业眼中，社会抗争早已不成问题，反而是后续的发展更值得关心，如政治整肃、移民潮、严苛的防疫政策、中美互相制裁等等，都不断削弱香港社会的发展能量。

习近平上任，迅速以反贪肃清政敌，重整军队领导层，建立自己团队，紧握军权政权，并以民族主义为号召，声称提高国家安全，全力对付党内外、境内外的反对声音。习的权力正如日方中，更有高度权力集中的制度凭靠，中共一路走向独裁，正是体制复常而非突然复辟，不能等闲视之。

简单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持续的经济发展和长期稳定的和平局面，但这两项条件，都不在视线之中。“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下，经济停顿，预期今年经济增长只有3%，而加强“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被二十大报告誉为“有效遏制重大传染性疾病传播”，日后会否永续下去，仍属未知之数，加上其他不利因素，如人口进入下降期丶生产效率提升放缓等，有智囊组织预测，中国未来数年每年有3%增长已属不错。

李家超喜欢讲好香港故事，强调香港优势处处，却似乎很多已成历史故事。例如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但现实两方面都不能通行无阻。又如香港是国际大都会，资讯自由、税制简单、生产力强等等，是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但《国安法》下，新闻还有多少自由？现行防疫政策下国际人流大减，航运中心剩下什么？移民潮下，劳动力流失，又如何便利营商呢？

新香港的新作风，有些地方甚至殖民地年代也望尘莫及。《港区国安法》下，特首可以任命国安法法官，变相是挑选特定的法官审理特定的案件，完全冲破九七前司法自主管理的底线。英治最后十五年，以区议会为中心建立的民意网络和地方行政，也随着大量民主派区议员不愿宣誓或被取消资格，只剩下三份一民选议员，导致五个区议会无法选出主席，已经停摆一年。

国际通用规则当前，郭伟健法官不为所动，因为他断定国家的安全威胁不但来自武力或武力要胁，也来自散播谣言丶失实资料以至虚假消息，因此仍有需要使用煽动法。但根据呢？判词没有引用案例，没有实证支持，也没有论证立法取缔是唯一方法，便断然否决国际规则的根据，倚靠的只有法官说的几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