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加拿大、马来西亚、澳洲、英国等地方放宽限制，争取大量香港移民的经济考虑。反观特区当局“阔佬懒理”，不但任由人和钱不断流走，更继续政治挂帅，一齐从严，抹走两制的本质差异。

三位主审法官也正面临考验。怎样判案，取决于法官选择如何诠释法律，即采取什么政治道德原则，作为法律观点的基础*。到底是包容异见，广纳不同反对声音和政治竞争，还是加强戒备，杜绝反对者于萌芽阶段以保政权安全，将会决定法庭是否把政治要求等同致命要胁、否决财政预算等同滥权以至颠覆、制造政治僵局等同破坏政府运作等等。一念之间，一场不会发生的政治较量，又会否变成山雨欲来的颠覆大阴谋，很快就有分晓。

今次通讯局的建议，不外替“宁左勿右”行为又添一例。与公共图书馆把鲁迅著作下架、政府全面扼杀立法会及区议会的直选丶官员批评报章文章及时事漫画有煽动仇恨政府之嫌、发展局指责反对交椅州人工岛填海项目是企图抹黑等等如出一辙，新建议反映政府待人处事或自以为是，或怕惹祸上身，轻易上纲上线，以主观想像的国家安全或政权稳定问题，作为言行的主要考虑。

历年来，香港女性在香港以外地方所生的婴儿，一岁前被带回香港也为数不少（接近二千），但2019年开始大幅减少三分之二，除了疫情之故，2020年中实施《港区国安法》也许是另一阻力，值得继续留意。至今，香港生育率不但追不上欧美国家，比起亚洲较发达地区，如日本、新加坡、台湾、韩国等等，由2019年仍稍高于台湾及韩国，变成包尾第一，显然与过去几年的移民潮有关。

，公告天下通缉他们，等于提醒他们万勿回港，而没有回头路，他们更无后顾之忧，可以勇往直前，国家到时认为安全受到冲击，特区政府难辞其究。公告一出，同时提醒八人切勿前赴或过境与香港有引渡协议的地方，也提醒收容他们的国家提高警惕，防范国安的长臂操作，结果是削弱国安的海外活动能力。

当特首说好香港故事的范围只限香港、大陆和“一带一路”，而香港应有的经济角色逐渐失色，李家超的第一项坚持，即继续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相信也面临重大的考验。若说“一国两制”未达目标，仍须努力，那岂不是说《港区国安法》之下，国家感到安全，但社会经济却今不如昔。又若说“一国两制”就是如此，那么第二次回归至今，香港更全面背靠祖国反而经济下流，不免令人对国家起疑甚至生厌。

九十后新世代喝爱国主义奶水长大，一向标榜中国取得巨大成就，道路与别不同，其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举足轻重，更加重他们对国家的认同。因此面对不公平的经济现实，至高无上、永远正确的国家，自然被看成可倚靠的力量，以解决世代矛盾、对付资本恶行、修复市场偏失等等。不过，当国家对这些不公平的根源无能为力，甚至逐渐被看成是问题的一部分，过去对国家的热切期望，只会彻底失落，甚至走向反面，严厉批评国家的不足。

参与者角色的不同选择和演变、五位参与者详尽的亲历过程、今次运动的整体总结等等，都值得一读再读。其中一章谈及受访者对中港差别的反省，不少人指出中港分隔在所必须，否则香港信守的核心价值将无险可守，这正是起初“送中条例”挑起极大的民间恐惧和愤恨的根本原因，也有市民因此视此社会运动为生死攸关的一战，言下之意，这关守不住，也许将失去一切。不幸的是，这一切已成历史。

由禁“五一游行”丶禁“六四烛光晚会”、禁“七一游行”到禁《荣光》等，每一个新禁区都在提醒大家，香港的历史从不同方面正被洗刷，今次禁歌更代表有人试图扭曲历史，将反修例运动抹黑，污蔑成暴力的颠覆，无视警方以不成比例的武力镇压示威群众、政府对民意无动于衷，也无视大部分香港人追求的只是真正的自治、真正的民主。

六四是苦难日，显露罪恶深渊，也展现救赎方向。今日香港时局艰难，支联会遭瓦解，维园烛光给扑灭，不过六四悼念苦难，不论什么形式，心念始终如一：六四来临，行凶者必须忏悔！

一个特首只须开口“国家安全”，埋口“香港利益”，但可以不着边际丶不讲程序丶不理民意丶不顾实际丶不用问责，而一切政策却可坚持错误到底，正是目中无人因此施政如入无人之境的新香港。

当局即使相信尊子漫画的信息“失实、偏颇、污蔑、误导”，但抵触了哪条法律？《国安法》生效差不多三年，若说违反了，根据何在？若有根据，过去三年，尊子天天在画政治漫画，何以不见执法，是谁人的错漏？若说抵触煽动法，那就更离谱了，因为该法从来有效，二十六年来，任由尊子不断“煽动”市民，除了保安局长和特首难辞其咎，中央领导小组及相关部门看来也责无旁贷。

破坏民意代表机构，官方不觉得难看，便再没有难看的问题。非常清楚，当解释政策不是要去说服反对的巿民，那堆说不通的道理是让你看到，这里就是不讲民主，甚至不用讲理，而是只讲立场-“爱国爱党”。只要“爱国人士”鼓掌欢呼便可以，其他人明白便明白，不明白也要接受，不接受也不得反抗，因为不要说示威抗议，香港传媒对政府稍有微言亦务必温温吞吞，避免卷入官非。

从民主成分看，特区政府的地方行政已经一步退至旧时，甚至是回到区议会出现前，由港英政府一手主导地方政务谘询的殖民年代。眼下当局的布局，是以三类地方组织为基石，即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前两者都是70年代以来，殖民政权遗留下来的委任组织。特区政府即使不避忌讳，也该看到，由这些委任成员互选产生四成区议会议席，并由他们提名才能参加直选，由此产生的区议员与民主无关，只能是执政者权力的延伸，而执政者的认受性有多少，区议会就有多少。

当立法会“完善”后变成政治光谱清一色，全力支持特区施政，是当局期待多年的工作良伴，“完善”了的区议会，难道可以出现更多更敢言的批评声音，把立法会比下去吗？整个检讨过程，从不公开咨询民意，更不要说什么公开聆讯、民意调查及汇集丶白皮书、绿皮书等等程序，便足见当局如何尊重市民，如何重视民主在区议会以至地方行政的角色了。